我羡慕别人看车的模样，尤其是喜欢看女生开车的样子。好像韩城跟我说过开车的男生很酷很帅，所以以后找女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开车载她去玩。
他这么说是好意，他坚信我一定会考下驾照，坚信我的耳朵总能听到一点东西，考驾照戴人工耳蜗就是了，之所以我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动作他以为是因为家境贫寒。家境贫寒当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母亲正是为此离奇失踪，我对此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到现在仍然不可自拔。
人工耳蜗身边关心我的人偶尔都会提起，关系一般的我当没听见关系好的我就回一句再说吧算是基本礼貌。
出来的时候正赶上大堵车，金陵城在中国虽然不是一线大城市但是说二线前列或者准一线还是靠谱的，堵车的时候一辆奔驰s和一辆长安面包的差别应该是最大的，在奔驰s里堵车简直是一种享受。精致的内饰高档的音响优良的底盘和全车降噪隔音，坐在里面仿佛跟外面拥堵嘈杂的世界完全隔离自顾自的享受着高雅与舒适。
我开始幻想自己手握方向盘的样子，杜小丙的手正扶着方向盘扭过头看我，前面拥堵的长度超过几百米，高德地图上亮起红色警报。
“一会你可以上车感受一下再买，是你的车。”
我笑了，伸手挠头，“也对，卖车的不知道我是个聋子且没驾照，还以为我是扮猪吃老虎的隐形大少呢。”
杜小丙突然想起一件事，“身份证带了么？”
我点头，出门在外身份证当然要带的，其实我之所以也赞同自己开车北上是因为感觉到了没车的种种不方便和被调查，有车的感觉是从师母开始然后唐婉感受更深，如果不是唐婉开车上山教授说不定真的就没命了，在那深山老林里叫人叫车等着过去教授还能挺得住？
自己没车只能乘坐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全部实名，那么谁想要追查一下足迹太简单了。说白了有时候等于自投罗网。
身份证我是不离身的，还有一张学校统一办的信用卡，我的额度因为有教授的担保所以是2万5千元，别人基本上都是2000到5000不等。我还没有使用过，一次都没有，但是带着一张可以随时透支两万多多卡在身上无遗让我多了一份信心和胆量。
“奔驰车跟别的车都不同基本上全都是怀挡，就是在方向盘的右下方，这种换挡方式在原来的老别克和雪弗兰身上都有，使用下来我觉得要比下方档位更方便更舒适。而且现在的车基本都是自动挡了左脚彻底解放，再加上各种电子安全系统驾驶辅助系统开车就变成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
“就是奔驰s不太适合我们的年纪，哈哈。”说着说着她自己笑了，笑的四海飞扬笑的青春激昂。反正我喜欢看她这样的开怀大笑，我们的人生都有极其苦闷的部分，那么能笑出来的时候就笑笑没什么不好。
如果一个人在还是少年青年的时候就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情感那么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快乐，也许会变成一个精神病一个忧郁症患者。
于是堵车在奔驰s里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聊起了钱先生先生，从钱先生在京大任教开始聊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从这里切入，根本没想什么自然而然，可能跟我小时候唯一知道的好大学就只有京大一所有关系吧。
即便现在我成了金大历史系的学霸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想要去京大读书，京大的考古学研究生也许可以考考，当然这都是微弱的内心想法。
当时京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先生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先生、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
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先生对钱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先生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先生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先生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先生“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先生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京大，他与胡先生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京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京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先生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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