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杜拉说，每次坐飞机，都是她命运的转折点。两人一登上飞往多伦多的航班，黄安平的魅力一下子荡然无存。尤杜拉在飞机上睡了三次，始终没有给出自己这辈子要留下个傻儿子的理由。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她找各种理由，一天拖一天。她每天都给全家人做饭，倒垃圾，没事的时候去修草坪，扫树叶，蹲在大理石板上往白蚁洞里喷药。
安平爸妈看出尤杜拉的心事。一天，尤杜拉打工回来，安平的爸妈说：“你们不想履行诺言，我们也不强求了，办完离婚手续你就走吧，我们好聚好散。”
尤杜拉哭了，说：“我对安平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们天天拉着手睡觉。只是……那是我爸的承诺。”签署离婚协议的那天，黄安平的嘴一直咧着。他没哭，也没看尤杜拉。
尤杜拉没拿到安平父母允诺的生育金，寄宿在一个朋友家里，一边打工，一边学英文，考公民，考驾照，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的开始。她食量一天比一天大，身体越来越胖。
她的第二个老公是菲律宾人，在屠宰场工作，后背长满疤痕疙瘩，离过婚，带着两个男孩，但智力正常。他们一起生活了七年，给他生了个儿子。儿子六岁的时候，那男人得前列腺癌去世了。因为房产和孩子的问题又打了两年官司，最后只身一人带着孩子解脱出来，一无所获。
“我感觉上帝总在监视我。每次刚刚有点儿好兆头，上帝就把我按下去。”尤杜拉笑嘻嘻地说，“你有没有那个感觉？”
对你来说什么是好兆头？我问她。
“有钱，有男人爱呀。”
我说，那你有了钱，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尤杜拉想都没想：“先买一部最新款iPhone，把儿子送进大学，然后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最好能睡一周，或者睡一年，把天天盯着我的上帝睡出一个大哈欠。哈哈……”
唱完歌，老马来接我。我告诉老马，尤杜拉是我抓阄抓到的情人，和我们一个方向。尤杜拉说：“你知道吗老马，我十几年前坐飞机回广州，遇到一个美国白人，戴着劳力士表，又年轻又帅，他说要去中国找个女人生孩子，还说如果我愿意给他生，他就不去中国了，直接带我去美国。我当时年轻不懂事，现在一想，那种机会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了……”
老马说：“尤杜拉，现在就是机会，你别回家了，费我的油，给你俩都拉回我家得了。”尤杜拉拉着我的手，咯咯地笑：“那敢情好，就是不知道帅哥愿意不愿意。反正我给儿子准备好了夜宵的。”
其实我挺佩服尤杜拉的，不管生活对她怎么样，她总是对生活微笑。
有天我刚到报社，西尼告诉我瓦妮莎出事了。
西尼把瓦妮莎办公桌上摆着的报纸给我看。娱乐版的头版头条是《艺妓回忆录》的影评，“妓”字上画了一个大红圈。
“老板说她以前就经常写错字，这次竟然在娱乐头版写了个大错字，给她炒了。”西尼说。
我说，为什么？这妓字没写错啊。
“我们查过了。艺伎在日本是卖艺的女子，不卖身的。”
也不算错，我说。艺妓最初都是女艺人，传到日本后开始有男子表演，为了区分男女，又造出了一个伎字。后来，日本人怕坏了风俗，干脆取消了妓字，统称艺伎。这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儿，我觉得可以通用。
“啊？真的？那你赶快写一个报告，我们去找总编。”
我敲了敲门，没人应。西尼把会议室的门开了个小缝儿，见阿伦正用粤语给新来的编辑开会，黑板上用繁体字写着新闻三大原则：财富，性，暴力。西尼小心翼翼地把报告放在阿伦的桌上就出来了。晚上六点，西尼通知我：“人力资源部门已经给瓦妮莎结了账，这事就算了。”她还严肃地说：“另外，总编辑指示，妓女就是妓女，不是妓女就不是妓女，伎和妓必须分开。”
那天晚上雪很大，瓦妮莎气呼呼地把雨刷开到最快的挡位。
“谁说妓字一定代表妓女？女艺妓不用女字旁的妓，偏用单人旁的，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一定是假正经的思想在作怪。本来我就不想干了，每个月给那么几个臭铜板，还要规范什么粤繁、澳繁、港繁、台湾繁、大陆繁，早晚都得被英文灭了，叫你繁繁繁。”
瓦妮莎为了躲避上帝的玩笑，选了离多伦多五十多公里的一个小镇的托福考点。她想做得更隐秘些，非让我帮她开车，借了身衣服，一路上都蒙着一条大围巾，还戴着围巾进了考场。
小镇上几乎看不到人，马路对面是与蓝天连成一线、金黄中带着暗绿色的大型农场，云在农场上投下影子，忽明忽暗。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农户木屋，门口停了一辆车，主人像是在喂马。
瓦妮莎一出考场，一把把围巾扯下来了：“上帝来不及改答案了。”她跺了跺脚，看了一眼天空，说：“这次差不多。以前我一出考场天都是阴的，今天却是个艳阳天。”
晚上，她请我在一家巴西小酒馆吃了顿饭，对未来充满信心。她说，二战结束后，加拿大人高兴，猛生了一阵儿孩子，那批婴儿如今已经到了退休年龄，马上会出现大量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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