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生死一线的体验
那年，小弟和麒麟双双考上了留美考试。在那个时代，出国读书是一股狂澜，几乎人人都想出国，不论生活多么贫困，仍然千方百计地要出去留学。许多父母，倾家荡产地为儿女筹措学费，送子女去读书。似乎只要能达到出国的目的，就是一种成功。事实上，国外的生存竞争非常强烈，出国的年轻人并不见得都学有所成。可是，在这股“出国热”的狂澜下，大部分的年轻人全卷了进去。
我的两个弟弟也不例外，他们念英文、考留美、申请学校，等到他们都拿到美国大学的人学许可之后，才来考虑经济问题。我身为长姐，见他们这样热衷，就开始帮他们筹备旅费和学费。一九六六年，我先送走了麒麟，第二年，我又送走了小弟。
一连送走了两个弟弟，我颇有离愁。在生活上，难免又拮据起来。写啊写啊，写作不仅仅是兴趣，也是我唯一能仰赖的赚钱方式。这时候，我的写作已很受欢迎，许多报章杂志，纷纷前来邀稿，并出高稿酬，来争夺琼瑶稿子。而我，感激鑫涛当日的“慧眼识英雄”，更感激他给予我的鼓舞和支持力量，我始终不愿离开皇冠，我的书，一直由皇冠出版。大部分的小说，也都发表在《皇冠》上。那一年中，《皇冠》的销售量节节上升，由几千份跃升到几万份，鑫涛常对我说：
“皇冠有了你，才开始起飞了！”
其实，这话对我太恭维了。皇冠会一日比一日好，原因很多很多：印刷的改良、品质的提升、作家阵容的坚强，以至于编排的考究，都在其中。一本成功的杂志必须有许多成功的要件。可是，我成为皇冠的基本作者，却是事实，我和鑫涛，像千里马和伯乐，彼此的配合，已密不可分。
这种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使我和鑫涛不可避免地要常常接触，接触越多，也相知日深。但是，我虽然带着叛逆的性格，基本上，我仍然有牢不可破的传统道德观，因为他有妻子儿女，我竭力和他保持距离，不肯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破坏者。鑫涛深知我心，也尽量压抑他自己。这种压抑，像火山爆发前的隐隐震动，双方都深感危机重重。却不知如何去解救这个危机。
就在这时候，父母亲从新加坡返回台湾，因为师大已收回了父亲的宿舍，我就把父母接来和我同住。再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满心喜悦。我一直不是一个能让父母引以为荣的孩子，此时的心态，非常复杂，真希望能博得父母的欢心。
我把我家隔壁的房子买下，和我的房子打通，并成一户。这样，父亲有他的大书房，可以写他的《中华通史》。母亲也有她的大书桌，可以从事她热爱的绘画。我觉得什么都美满了，父母、我、小妹和小庆，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麒麟虽出国，他的妻子小霞已生一子，取名小麟，也常常来和我们同住。我的“小家庭”一下子就变大了。这个“家”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鑫涛逼得远远的！因为，我父母代表了传统道德中最正直的典范，在这股“正气”下，我和鑫涛那即将出轨的感情，必须回到轨道上来，我不能让父母再度轻视我！
一切都很好，父母又成为我无形的约束、有形的监督。我发誓要做好女儿和好母亲，和鑫涛之间的一切感情，都变成“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这样也好，不是吗？如果一切能维持下去，我和鑫涛的感情很可能就此停顿。但是，我似乎命中没有平稳的日子，似乎命中和父母犯冲，只要住在一起，总会双方痛苦。就在我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时候，一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一发生就惊天动地。
我前面已经写过，我的小说已成为电影界争取的对象，几乎每部小说都搬上了银幕。这搬上银幕的小说中，也包括了《窗外》在内。
我并没有忘记《窗外》出版时，父母的震怒。但是，我以为事隔三年，父母和我之间已经沟通了。能把《窗外》看成我的一部著作，也能因《窗外》搬上银幕而代我高兴。错了！我的想法大错特错！我对父母的了解完全不够！《窗外》电影推出放映后的第三天，母亲和父亲就悄悄地去看了，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看完电影回来的样子，她瞪着我看，两眼利如寒冰，直刺进我内心深处去。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光，冷而锐利，是寒冰，也是利刃。她瞪了我不知多久，遽然发出一声狂叫：
“为什么我会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写了书骂父母不够，还要拍成电影来骂父母！你这么有本事，为什么不把我杀了！”
我“扑通”一声，当场跪下，抓住母亲的旗袍下摆，有口难言，泪如雨下。母亲啊母亲，我一生中，想尽办法要博得你们欢心，总是功亏一篑，惊慌失措中，我求救地去看父亲。谁知，父亲的眼光同样冷峻，他盯着我，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永远会为这件事后悔的！”
我浑身颤栗，在颤栗的同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愤和自怜。我扪心自问，写《窗外》，我不悔，让父母如此难过，我不解。我无法去“后悔”我不解的事。我不悔，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不悔。但是，看到母亲生气得哭了，我就心都碎了！碎得连意识都没有了。我跪在那儿，一声又一声地重复着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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