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们家里有了唱机，我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听音乐，写作时不再那么孤单了。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买一次菜，节省了不少时间。《皇冠》和“联副”的稿费加起来，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将成为过去。但是，庆筠的落寞和失意，却与日俱增。我越忙于写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发表出来，他不再有笑意。一天，他苦恼地凝视着我，说：
“我应该到‘清水’去的！”
清水是台中附近的一个穷乡僻壤，庆筠在刚到铝业公司上班未久时，忽然想转行去教书，清水有个中学给了他聘书。他认为，“隐居”到清水，可以逃掉都市里的诱惑，可以埋头写作，那么他就能写出不朽名著。这个“去清水”的决定，被我推翻了，我不肯跟着他一再搬家，也不认为“写作”与“清水”有什么大关系。再有，铝业公司待遇好，清水待遇低，也是我考虑的一大因素。自从推翻去清水的决定后，庆筠每当最失意时，就会提到清水。
“只有到清水才能写作吗？”我问他，“那么，你就去吧！这次我不拦你了！”
“你已经‘拦’过了！”他忧郁地说，“你拦住了我，然后你自己可以平稳地走下去！我给了你一个写作环境，你却从来不给我写作环境！”他紧紧地盯着我，沉痛极了。“你现在已经得意了，报纸、杂志，大家抢着要你的稿子，可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
他悲怆地说着，落寞地、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那夜，我抱着儿子，对着窗外黑暗的穹苍，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要放掉庆筠，我要给他自由，我要让他从家庭的束缚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要拖累他，不止我不要，儿子也不要！如果没有我和小庆的羁绊，说不定他还有很灿烂的一片天空！
十六、一九六四年，离婚·写作·出书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着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持着原状。
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
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极权威的语气说：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只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稳稳地、笃定地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着了！”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只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
“你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
至于第二条路，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再创作和创作怎能相比？难道你属于创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译吗？”
两条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地开始写《几度夕阳红》。庆筠看我写得头都不抬，他一咬牙，决定回铝业公司。我对他说：
“我们暂时分开，你愿意去清水也好，去兰屿也好，去绿岛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让我和孩子再来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
庆筠也是个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没去清水、兰屿或深山大庙，居然不找一个地方去从事他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仍然留在铝业公司上班，这一上，就上了一辈子。前些年，才从铝业公司调到经济部。他一脚走进公务员的圈子，就再也没有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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