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胡同里有一个名叫毛大的无赖，整天游手好闲，曾经想勾引王氏但没有得手。他知道宿介跟王氏有来往，便一直想找个机会抓住宿介来威胁王氏，让她答应自己的要求。这天夜间，毛大来到王氏门外，用手一推，发现门里面没上闩，便偷偷进去了。刚到窗外，脚底下就踩着一个东西，软软的像棉絮一样，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块头巾包着一只绣鞋，于是便趴在窗外偷听，把宿介和王氏说的话全听清楚了，顿时高兴万分，抽身便溜了出去。
过了几夜，毛大翻墙进入胭脂家里，由于对里面的房间不太熟悉，结果误跑到胭脂的父亲卞老头住的屋子外面。老头从窗里往外瞅，见是一个男子，便观察他的举止动静，再听他说的话，才知道是冲着自己闺女来的，不由得大怒，于是操起一把刀便闯出来。毛大一看，大吃一惊，转身就跑。刚想爬墙，但卞老头已经追到跟前，急切间无处可逃，便转过身来夺下卞老头的刀，卞老太太也爬起来大声喊叫，毛大一看，不得脱身，便一刀将老头杀了就跑。这时，胭脂病也好些了，听到院子里的闹声方才起来。娘儿俩于是点起蜡烛一照，发现老头的脑袋已被砍裂，不能说话，不一会儿就断了气。老太太忽然发现墙根底下有一只绣鞋；一看，是胭脂的鞋，马上就逼问女儿，胭脂便哭着对母亲说了实话。但胭脂不忍心连累王氏，只说是鄂生自己来的。
天亮以后，胭脂的家人便把这事告到县里。县令接到报案后，立即派人把鄂生抓了来。鄂生为人忠厚老实，也不大会说，虽然已经十九岁了，平日见客人还羞羞缩缩像小孩似的。被抓来之后，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到了大堂上，已不会说话，只是浑身颤抖。县官一见他这副模样，更加深信他就是凶手，于是马上用重刑逼供。鄂生是一个文弱书生，忍受不住痛苦，于是只好受屈含冤地认了罪。
接着，鄂生被押送到府里，拷打用刑跟县里一样，鄂生冤气满胸，几次要跟胭脂当面对质；等到一见面，胭脂每次都指着他大骂，鄂生只是气得张口结舌，不能申辩。最后，鄂生被判定了死罪。经过几道反复的审讯，几个主审的官员都没有提出异议。最后由济南府复审。当时，吴南岱先生任济南知府，一见鄂生，看他不像是杀人犯，便暗中派人单独好好地问他，以便让他把话都说出来。经过这样的细问，吴公更加相信鄂生是冤枉的了。他考虑了好几天，才着手审问。他先问胭脂：“你们俩订约后，有别的人知道吗？”胭脂回答说：“没有。”吴公又问：“你第一次遇见鄂生时，还有别人在场吗？”胭脂答道：“没有”。吴公于是把鄂生叫上来，好言安慰他。鄂生这才说道：“我曾经走过她家门前，只见早先的邻居王氏跟一个姑娘正好出来，我当时就低头很快走了过去，一直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吴公便斥责胭脂道：“你刚才说旁边没有别的人，怎么又有这个邻居女人呢？”马上就想用刑。胭脂害怕了，这才说道：“虽然有王氏看见，但和她实在没有什么牵连。”吴公听了，便暂时停审，命人去拘拿王氏。几天后拿到，不让她和胭脂见面，立刻设堂审问她。吴公问王氏：“杀卞老头的到底是谁？”王氏回道：“我不知道。”吴公听了，便用话诈她道：“胭脂已供出来了，杀卞老头的事你完全知道，你还敢隐瞒？”王氏喊道：“冤枉啊！这个贱丫头自己想汉子，我虽然说过替她去做媒，只不过是玩笑话罢了。她自己引奸夫进院，我哪里知道呢？”吴公于是细细盘问了她，她这才把那些玩笑话前前后后都给说了。吴公于是把胭脂叫上来，生气地斥责她道：“你说她不知道这事，怎么她现在倒自己招供替你说媒拉纤的？”胭脂流泪说道：“我自己不争气，使得爹爹惨死，官司还不知道打到哪一年，再连累别人，我实在于心不忍啊。”吴公又问王氏：“你说了那些玩笑话之后，又告诉过什么人？”王氏答道：“没有。”吴公大怒道：“夫妻一床，无话不说，你怎么说没告诉过？”王氏供道：“我丈夫外出好久了，还没回来呢。”吴公说道：“尽管如此，凡是戏耍别人的，都是笑别人傻，用这个来炫耀自己的聪明，你再没跟哪一个人说过，你打算骗谁？”说着便命人夹她的十个手指。王氏不得已，只好如实招供：“我曾经对宿介说过。”吴公听了，便释放了鄂生，把宿介抓起来。宿介被拿到后，自己供说：“不知道。”吴公说道：“好，寻花问柳的一定不是本分的读书人！”说着便下令用严刑。宿介这才自己供认：“我夜里去找胭脂姑娘是实。但是从丢了绣鞋之后，我就没敢再去，至于杀人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吴公听了，大怒，说道：“你敢半夜三更爬人家墙，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说着又要严刑拷打。宿介受不住毒刑，只好自己承认了杀人。吴公把宿介的招供写成文书报上去以后，人们无不称赞吴公断案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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