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人为钱活着的都市里，我即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也没有生意需要与其他人有往来，找我算命问卦的人几乎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平日里不会有什么往来，约的饭局、酒局还是为了让我卜卦算命，相互说的话也都是彼此恭维的‘违心’话。
他们比我扮得还‘严谨’、还入戏，在各自的角色中说着角色该有的词，彼此对话都像提前写好的剧本，都是察言观色的好手，喜怒哀愁配合着现场‘大角色’的情绪走向，看似一群志同道合的知心好友，实则各自心里都明白，自己的角色该在什么位置。热闹融洽的‘舞台’上，都带着一颗‘各怀鬼胎’的心。好在我比较简单，就是为了钱，不然那样的场合一刻也呆不下去，看到有人离开位置上厕所时，我知道，他一定是被自己的话说恶心了，需要去厕所吐一吐，出来接着演。
回忆起我所历经的那一点点学堂知识，无论如何也看不透这些‘中流砥柱’的精英们为何要这样活着，难道这样活着是生活必须吗？
再反观我自己，我也在努力的学习他们，好像不如此就只能活得像条狗。外面的所有交流，比不上这两个从夜店出来的女人说得真诚，我真是没有好好和男人聊天了，好像每个男人都是装着无限伟大的理想，需要他暗自默默去完成的理想，只要对旁人说一句真心话，他的理想就会化为乌有。
繁华都市里，我也被裹挟着前行，面具从没有摘下来过。回忆起仅有不多的九年学校生活，或许从那时起，就没有听到过真心话。
因为少小苦寒，我不得不离开家乡，也因为少小苦寒，没有接受过什么像样的教导。六年小学、三年初中，面对的都是街头小贩一样的老师，他们活得比我还急切，哪里有心情教导学生应该怎么活，更没有耐心培育‘祖国的下一代’，所以学校只是教会了我认字，教会我认识到老师活着也很艰难，因为那时经常听到老师抱怨工资没有发，上课也是带着苦瓜脸，弄得我都想从家里偷几根红薯捐给他们。
记得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他在镇上开有一家服装店，想是工资没有领完整，必须要想办法创收，不然没办法养家糊口，他对服装店的事比对教学的事情热心很多，每逢人潮汹涌的赶集天，他都要在服装店里挥汗如雨、巧舌如簧，后来回忆起来，老师在服装店里应该是施展着他的平生所学，那应该是他的最高水平了。他还会给学生实践的机会，赶集天人太多，他会找几个‘优秀’的学生去帮他看店，预防被‘淳朴’的乡下人偷走他的衣服，这种社会实践或许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也可能是他教导学生的独有方式，起码让他的学生知道‘乡下人’会偷东西。
像语文老师这样的老师具有普遍性，为了生活，他们各显神通，唯独没有好好教过书。
记得我们隔壁村里曾有一个乡村学堂，只有一个老师，所有课程都是他一个人教学，他的教学非常纯正，就是对着课本读给大家听，也讲不出个中道理来，唯一的书本外技巧，就是在农忙时节带学生帮他收割、播种，学生要是惦记自己家的没忙完，一定会被他训斥，视为缺少助人为乐的精神。
当我发现自己没有可以交心的男性友人时，心顿时比山风的呜咽还要悲凉，就算是活得如书中的那些‘闲云野鹤’，也该有几个同道好友才是，可是我没有，难道真如李木所说“这个城市容不下亲情、容不下友情、容不下爱情”吗？
当我离开学校，离开家乡后，都市里用更残酷的方式逼迫我学习，疲于奔命的日子里，再也想象不出美好的愿景，活着就不容易了。
繁华的都市里，钢筋混泥土筑成的高楼表情单一而冷漠，光洁如镜的一堵堵玻璃幕墙，映照不出匆匆前行的人的真面目，更照不出面具下的真实情绪。擦肩而过都是陌生的脸，四周全是匆忙孑孓的身影，朝夕相伴的人随时都可能‘劳燕分飞’，人与人之间最牢靠的纽带是钱、是利益，我是幸运的吗？因为我有梁凤书。
仔细一想，我也可能并不比别人幸运，小时候得听李瞎子的，听了他的，还没有暖衣饱饭；学校里得听老师的，老师却是一副小商小贩的嘴脸，既没有教会我使用全国人民共用的普通话，更没有感受到‘灵魂工程师’的丝毫‘雕琢’；离开家乡了，自由了，从苦难中爬出来了，却要听梁凤书的，而且这有可能是要一直听从到人生尽头，想到这里，心中更加悲凉，什么时候我能听我自己的呢？
这样想来，最幸运的是梁凤书，她不只在这个城市里活得越来越好了，也有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姐妹友情，更重要的是她决定着自己的生活，她是听她自己的，我也听她的，露露和小芬也都听她的。
我低眉看看我拉着的手，想放开，想像风一样追逐自己的自由，却又担心着再次流落街头；再一想，我已经对不起李瞎子、对不起肖玲玲，难道还要对不起梁凤书吗？是她把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让我的心灵有了伴侣，这即是爱情，也是恩情，啊！我要么做一个无情的孤狼，也可能是孤独的流浪狗，要么就得让这情禁锢我一辈子，心中的纠结还不能呼喊出来，那样又将面临一场泪雨婆娑、一场‘苦口婆心’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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