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能只有我理解李木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其实他比我还好一些，他独自离开家乡时，比我离开家乡时年纪更大一些，但我刚离开家乡时所遇到的那些艰难，他大概也都经历过，我们曾彼此交流过。
我们两个一直认为，我们是经历过的那些历经是最惨的，对于离乡打工的人是，对于我们五姐弟更是。大姐李敏是通过职业学校派遣出去工作的，她不会明白我和李木那样，独自走向遥远的异乡，没有一个熟悉的人，连黑夜降临后，安放自己的身体都需要临时寻找地方的感受；
老三李水虽然也是自己出门打工，可老三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的，比我晚了八年，比李木晚了七年，晚了七八年的中国，早已没有我们当初离家要面对的艰难，比如，不需要未婚证、暂住证等等证件了，不用担心查暂住证被抓起来……祖国的法治建设也更加完备，手机通讯已经非常普及，互联网找工作已经极其方便。不像我和李木出门时，还要靠写信才能与别人联系，更没有互联网。李水独自闯荡是在大学毕业后开始的，二十多岁的年纪，加上大学所接受的教育，对社会的认知还是要好很多，加上时代进步所造就的方便性，比我和李木独自闯荡时所要面对的艰难犹如天堂比地狱。
老五李余更是不懂得我和李木那时的艰难，穷人家最小的孩子一定是家里最幸福的孩子，至少我和李木都这样认为，抛开“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不说，哥哥姐姐都早已开始挣钱，李余少年以后成长过程中的日子，相对于哥哥姐姐富裕多了，特别是在李水也出门工作以后，陶春兰所挣的钱都给了李余一人。虽然那时的哥哥姐姐还不富裕，多少也会补贴一些给他，并且李余在大学毕业以后，家里已经有能力帮他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李余是绝对不懂少年离家漂泊的艰难滋味。
因为我懂得李木在独自漂泊时留下的烙印，或者是我们曾有共同的经历，所以他遁入空门三年以来，我是第一个他愿意见面的亲人。我和李木也都不是矫情的人，当我们两个在一起畅聊刚离家那几年的艰难时，没有丝毫悲伤和遗憾，我们把那些经历当成人生极其难得的财富，就如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早些年我和李木都喜欢读尼采，我们通过读尼采，更坚定自己珍惜曾有过的那些艰难，如同找到了知音，尼采告诉我们：“你遭受了痛苦，你也不要向人诉说，以求同情，因为一个有独特性的人，连他的痛苦都是独特的……”
在我们刚离开家乡，还没读过尼采时，似乎天然就已经知道尼采的道理：“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那时候的我们，就是在对我们后来所读的尼采的实践：“我走在命运为我规定的路上，虽然我并不愿意走在这条路上，但是我除了满腔悲愤的走在这条路上，别无选择。”
后来的我认为，一个用心生活的人，自然就会懂得尼采的生命哲学。
从小家境富裕的素素就曾问我：“当初你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离家千里到达一个陌生地方，在那样的年月，不偷不抢，如何能生存下去？”素素问我这话时，我们还刚认识不久，那时的素素对生活很是迷茫，觉得活着太难，所以她来找我给她算命，因为她的美，我用自己曾经的经历耐心开导她，告诉她什么是真正的难，两相对比，她从我曾经的艰难中看到她自己眼前的幸福。
我和素素能成为朋友，她一直坚持是因为我曾经有与众不同的丰富经历，而我知道，要是我没有她认识我时的富足生活，素素这样美的女人，跟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朋友，甚至认识都是不可能的。女人愿意为你过去的苦难而感动或珍惜，一定是因为你在她面前时的富足，假如你一直苦难，是没有权利得到女人的关心的，除非那个女人是你母亲。
而我历经的那些艰难岁月时，连母亲的关怀都不曾拥有过，没有任何人关心，这一点李木与我有相同的体会。
在我十六岁独自到达东莞时，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相当于一个不懂得游泳的人，掉进无边无际的一面湖水中央，要想活下去，得一边呛着水，一边在淹死前快速的自己学会游泳，而且没有任何经验参照学习，只能靠拼命的挣扎逃过死神的追捕。
当少年的我满怀斗志走出东莞火车站时，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因为缺少那时打工所必要的未婚证和暂住证，没有任何正规的企业愿意剥削我。可我是一个极其聪慧的少年，被拒绝几次以后，我准备用仅剩的钱去办暂住证，而我发现我连办暂住证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办暂住证需要有未婚证，还要户口所在地有关部门出具的外出务工证，我都没有，我只有偷偷带出门的身份证。而我是不会回家去办好那些证件再出来的，我知道，当时我要是回去了，可能就再难筹集到出门的路费，我也没法写信回去让人帮忙办好邮寄给我，因为我正露宿街头，没有收信的具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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