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船上的水手喜欢到我们顶推轮上来玩，打开水，蒸饭，看电视，抽烟，穷聊天。顶推轮上的船员从来不去驳船上玩，因为那儿没有什么可玩的。那天我想起马军，信步跨上了驳船。马军的驳船跟我们顶推的应是同一型号，可惜他不在我们编组的这三只驳船里。要不他早就上来找我们了。因为他知道我和曹志高在长江2057号嘛！
驳船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每艘驳船的尾部都有一座艉楼，艉楼前部突出的是舵房，后面是水手的生活舱。航行中，水手们到顶推轮上去了，这里就成了一座空巢。我忽然想到，我为什么不可以到这驳船上的生活舱来学习呢？对呀！人弃我取。我不就是想找一处安宁的地方吗？还有什么地方比这水上驳船生活舱更清静更有利于学习的呢？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困扰了我好几天的难题，在这一刹那就解决了。我为这个发现高兴得几乎想要唱起来。这里，无疑是我的世外桃源。
自从发现了这么一个去处，我每天每天拎着黄书包像学生上课似的，跨过顶推轮和驳船之间的船裆，走上最前方的那艘驳船。它离着顶推轮远，机器的噪声一点儿也听不见。安静得如同鲁滨逊飘流记中的孤岛。在那里，我孜孜不倦地啃着那本砖头厚的《现代汉语词典》。
生活舱两边各有两间水手睡觉的舱房。中间是一个共同生活区，或者可以叫做起居室吧？起居室里靠墙有一组既可当米箱又可当坐凳的矮柜，矮柜前是一张四方的饭桌。起居室顶部有一个两尺见方的天窗，使这一个小小的空间既明亮又舒适。所有的油驳船都是这个格局造型。我把起居室中央的那张饭桌拖后一点，靠近矮橱，我就可以坐着矮橱，扒在桌上看书写字了。
船舱里静极了。阳光从舱顶那块正方形的舱盖敞开的天窗射进来，照亮空气中无数微尘，像大千世界浑浑噩噩的人们在无意识的蠕动。多年以后，当我回望驳船上的生活舱时，我发现自己下意识地试图隐藏起一些什么。我的精神上的嗅觉在那个久远的空间，闻到了一股荷尔蒙过剩的气味。我竭力摆脱那种记忆，试图向自己否认发生过某些情节。但我知道那样就违背了我写这部作品的初衷。对于过去的一切，我将毫无保留地按其历史原貌加以真实的还原，不管它将呈现出怎样斑驳陆离的色彩。唯其如此，才能释放心灵里的沉淀，照亮灵魂中的阴影。
那令人难以启齿的事体起源于一滴酒，一滴酱香型的酒。那天，我在矮柜下踢倒了一只空酒瓶，拾起来一看，酒瓶是白瓷的，标签上写着红色的“郎酒”字样。我拧开瓶盖，好奇地往嘴里控出来最后一滴酒。那酒很浓，滴在舌上，像火一样，又像一滴墨落进宣纸，马上洇开来，腾起一阵香雾。那是我生平尝过的最香的酒了，真是满口罄香，余味无穷呀！大概因为有些年头，那酒瓶里残余的液体变得更加浓醇了吧？我感觉它是可以用我刚学的一个字眼“醪”来命名的。
再美的酒，一滴也不足以醉人。但这一滴却在我的心里发酵了。我变得喜悦兴奋起来，举止有点轻飘飘的，把连日来与人相处的矛盾、压抑、还有相思的苦楚都抛向脑后。
起居室的前方连通到舵房，需要迈上一段一米多高的木楼梯。我站起来，钻进舵房里玩了一会儿。那个直径一米有余的巨大的木质舵盘在我手里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舞得像风车一样。我舞了一会儿，舞着舞着，身体的某个部位有了反应，好像我舞着的不是舵盘，而是什么有灵性的东西。突然，鬼使神差地我的手摸到了自己的*，我就一手扶着舵盘，一手把自己的压抑不住的***解决了。
这件事一旦开了头，就很难刹住车。无论我怎样痛斥自己，鄙视自己，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一文不值，那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已经在心里种下了根。过不了一两天，那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就要让我犯一次“被窝里的罪恶”。
“被窝里的罪恶”是郁达夫的话，写在他的著名小说《沉沦》中。我没有犯“被窝里罪恶”的条件，四个人挤在一间8平米的斗室，胆敢有一点儿异动，马上就会被人发现。那就丑大了！我犯的是“舵房里的罪恶”。每回犯罪时，我都一手扶着舵盘，好像它能给我什么慰藉一样。
做这种事，精神的压力是很大的，身体的毁损倒在其次。我总担心把自己搞坏了，又有一种罪恶感。每回做完都痛下决心，发誓要痛改前非。可是下回大敌当前，又是一触即溃，溃不成军。舵盘并不能把正我的航向，也不能给我假想中的慰藉。
真正给我安慰的是郁达夫的小说。看了《沉沦》，我才知道原来郁达夫也有此癖，原来果戈理也有此癖，而且据说果戈理至死不渝，终生保持着这种爱好。这两人都是我所景仰的大作家啊！我的罪恶感稍稍减轻了一点。
写到这里，我苦笑。交代青春罪恶还要拉出名人来陪绑，瞧我够狡黠的吧？看来我的还原个人生活真相的初衷还缺乏大勇气。中国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出一个卢梭呢？其实谁的青春不曾流淌！不提郁达夫，不提果戈理，我就成了不耻于社会的渣滓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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