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想到英国去是颇合时宜之举，因为跟邱仿尧应有一个冷静期，先让葛懿德引退，再轮到自己出现，情况会比较畅顺。或者，有一段日子让邱仿尧身边既没有妻子亦没有情人，他会容易觉省到自己的感情与需要。
实际的情况是，我知道邱仿尧也因为彼此的关系弄僵而病倒了，心上的忧伤与疑虑已一扫而空。
我需要的、渴求的，也不过是一种真挚的爱心而已。
只要柔情尚在，我可以等待，可以忍耐，甚至可以抵受空虑与磨难。
于是，我毫无困难地将自己重新投入工作，我嘱秘书安排了机票。
然后，我考虑应否邀请陈家辉同行。
能有他在身边，作商业上的照应，应该是理想的。
家辉对整个情势也比较了解，有什么事要找个人立即商议，或进行某些资料搜集与调查，都可就近有商有量。然而，女人身边跟着一个男人，总是有着些许的不方便。
这个顾虑是存在而使我稍为踌躇的。
最终，行走江湖，百无禁忌的思想还是稍稍战胜了，我把陈家辉邀约同行。
抵达伦敦时是清晨。
雾都无雾，难得的天朗气清。
我与陈家辉坐进夏蕙酒店派来的专车之后，向着伦敦市区进发。陈家辉问：
“累吗？整夜的飞行，你不见得在机上睡得安稳。”
“不怕，偶然一晚睡不好，不影响精神。反正刚小睡后下机是清晨，在时差上最适应，且这一程最省时。”
“知道为什么吗？”我摇头。“香港是殖民地，故此飞英的航机都得到晚上开行的线路，好使从前的英国大官员可以顺着时差睡上一觉，立即投入白天正常的生活上去。”
“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你不觉得有些可能？”当然大有可能，很多当权者都有风驶尽悝。我于是说：
“当一个人，抑或一个机构，又或者一个国家，在丧失权力时，会觉得怎样，有些什么反应？”“你怕有赶狗入穷巷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有此顾虑，当然要分开两个条件来看，其一是视乎对方是狗不是，另外就是丧失了香港这个殖民地，算不算是穷途末路。”这些问题，我其实很快就应该心里有数。当我们坐到杜比银行主席室去时，事情就逐渐揭晓了。
洛克伟力很殷勤地接待我，寒暄了一会之后，洛克伟力就说：
“难得家辉会有便到伦敦来，我们正好有一个业务上的计划跟你商议，主管海外个人及机构客户的大伟杜生正在等候你大驾光临。”这么一说，陈家辉立即会意，说：“江小姐逗留在伦敦的日子只这么两三天，如果不一定需要我参加这个会议，倒不如我现在就到大伟的办公室去跟他商议那个业务计划去。”我也是心地清明的人，于是幽默地答：“好极了，做成了生意，就得还我机票钱呀，说是陪我来这一趟，却做自己的另外一单生意。”我笑着送走了陈家辉，主席室内只有我与洛克伟力，就好说话了。“江小姐，我们很诚意地邀请你成为杜比银行一位有分量的股东，且成为董事局的一员。”
“当这个消息自陈家辉的口中传到我耳里来时，我是骇异的，是一项史前无例之举？”
“在英国，怕是的。但在全世界而言，就早有先例了。你应该记得大约在六年前，香港的另一位金融界巨子马景年先生赫然成为美国第一大股票金融机构的个人最大股东。当时极之轰动。”我当然知道。就是为了那一役，马氏顿成国际财经界内的一颗东方之星，他辖下的机构在跨国声望上也因此而受惠。对，在马氏之前，从未曾有人成为执美国金融业牛耳的机构之最大股东。
如果这一次，我也能成为英国杜比银行的个人最大股东，在声势上必然比马氏有过之而无不及。
理由很简单，金融股票行的规限与掣肘不及银行。后者是直接涉及民生的行业，尤其是英国银行对于非英籍人士持有银行股份的法例也是异常严谨的。是否会通过外籍人士持有本国银行的股份是复杂而难缠的问题。
其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回事。
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实行保护主义，金融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并不过分地比外交军事逊色。故此要予以严密的防范，是理所当然的。
只有香港是个例外。
香港政府忙不迭地在九七来临之前做着各种把金融中心营运权过户到英国手里的种种部署，更是有为虎作伥的华人，大刺刺地对香港金融市场应有的保护华资主义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继续为英国在香港经济上留下势力而鞠躬尽瘁，真是太可笑太可悲太可恨的一回事。
我一念及此，人忽然间有着气馁和矛盾。
一直以来，我对香港金融界这几年来的变动，尤其是股票交易所背后的那个控制权的争夺战，都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很为华资经纪不值。就算在中央结算上，有什么利益可让利通银行分一杯羹，我从不积极争取，反而作无言引退，我要赚的从来都是对得起良心的安乐钱。
既然赞成保护主义，却又去侵占别人的利润，是否有所抵触呢？
当然，还是要看这个杜比银行交易时的条款是什么才能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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