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摇滚乐的态度上，它与市民文化是不谋而合的，或者是合谋的。
表面上看，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是高雅对低俗的一种反击，因为摇滚乐威胁它的崇高地位。
其实，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不仅仅出于高雅文化自我利益的维护，不仅仅是文化阶级的阶级歧视，而是在民族文化传统上与市民文化结成了神圣同盟。
摇滚乐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它虽然发端于一个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民间音乐，但就其整个精神来说，则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的产物。
那么，中国文化中是否包含着西方式浪漫主义的基因，更具体地说，摇滚乐的基因呢？
从理论上讲，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任何文明都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必然包含着野性的力量。
在中国上古时期，尽管经过三代，特别是有周代的礼乐政治的教化，文明与野蛮的疆界已经牢固确立，但是人们从残存的神话片断中还是了解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逐日的夸父、与颛顼争帝的共工、大战黄帝的蚩尤，以及无头英雄刑天。
他们所代表的原始力量被礼乐文化压抑在文化意识的底层，无论儒、道、墨，还是阴阳家，在这一点上是认同的。
以儒家为代表的历史理性主义还试图将它们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但是它们始终潜藏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断转变为贫穷、战争和暴虐。
在道家自然无为的外衣下，它也偶露狰狞，如魏晋名士的狂放，不就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吗？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自然力量在文化形态上的表现，往往是温和的、理性的。
这就决定了名士的狂放不可能具有西方浪漫派诗人那样的狂热和野性，不可能具有狄奥尼索斯式的自我焚烧的激情。
中国文化是否蕴含摇滚精神，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沟通和开放着原始生命。
据史家研究，秦汉以上的中国人也曾有过阔大活泼的生命力，那时兵道大盛，百姓多勇武强悍，富于冒险和牺牲精神。
只是汉以后，以孝治天下，家大于国，行为轨于礼，思想定一尊，那种阔大的生命活力就衰颓下来了。
在儒家文化的创始者孔子那里，那种勇武进取的精神也是受到称道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中行决非平庸随和，事实上它是很难做到的，退而求其次就是狂狷，狂即进取、豪放，是一种极端形式。狂出真性情，也不失为圣人之道，这说明，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是向生命真实开放的，这种叛逆的行动的精神，其实就是摇滚乐在中国生长的土壤。
此外，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秉承了浪漫主义传统，它既是冷性的政治运作，也包含热性的浪漫精神。
浪漫精神是没有价值维度的，如果说它有所指向，那就是打破常规，革新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革命的逻辑中隐含着摇滚的精神。
革命，战争，这一切野性的力量都与摇滚相通，但是摇滚将它们形式化了，将它们限定在特定的舞台。
这样就容易理解，在崔建、唐朝的演唱会上，为什么一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会成为摇滚乐迷，因为他们的心性是相通的。
不过，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物换星移，国人的热情逐渐消解，悠久的民族传统也逐渐恢复起来了，伦理的力量在加强，在普罗大众中，可以感受到对摇滚乐的强有力的抵制。
那些装束奇特，内心善良的摇滚乐人，理所当然地被归入“街头痞子”的行列，他们那吵闹的音乐更是让人深恶痛绝。
不过窦维，张储，何永他们这些痴迷于摇滚的真性情者，依然选择坚守，或者说，他们无路可退，只能在别人的注视下，一条道走到黑。
“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何永在舞台上声嘶力竭的呐喊者，台下众人早已经热泪盈眶，不管有没有希望，他们依然执着，坚定的相信着摇滚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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