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这是时代的局限，与诗人无关。
即便最具民本思想的孟子和荀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也不过是以施行仁政的名义，来巩固君王的统治，与今天的民主意识，不可同日而语。
圣人尚且如此，何况这些一心想成为天子门生的读书人？
当然不能用民主社会的标准，来评价封建社会的诗人。
再者，对于杜甫来说，他用尽满腔热血，追随朝廷，关注百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终年都在为民众担忧，一想到他们的苦难，心里就焦灼万分，这份赤子之心，足以感人至深。
为此，历史学家也题过一副对联，评价极为中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二是简单粗暴地给诗人贴“标签”，唐宋时期的文人，大多命运多舛，仕途坎坷，有的甚至布衣终老，死后都无钱安葬。
于是，有人便给这群落魄书生，统一贴上“怀才不遇”的标签。不管是科举落榜，还是被贬外放，都认为是帝王之失、朝廷之过、时代之错。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孟浩然，唐朝诗人中“仕隐两失”的典型代表。一边自称“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向往竹林七贤般悠游自在的生活；一边又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埋怨天子没有识人之明，最终“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据现存史料记载，孟浩然的一生，至少错失了三次良机。正经赶考，他未能及第；面见玄宗，他出言不逊；刺史约他进京，帮他谋取功名，他却喝得酩酊大醉，耽误了行程……
很明显，孟浩然的确“怀才”，但并非“不遇”，他的悲剧，是性格使然，与时代无关。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一首《登幽州台歌》，写尽了失意者的孤独与寂寞。
年轻的陈子昂，曾深受帝王赏识。
进士及第后，武则天见他博古通今，文采斐然，便授为麟台正字，不久又改任右拾遗，并在诏书中大为褒奖，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伟晔。”
但是和玄宗优待李白一样，武则天欣赏的，也只是诗人的文章，并没有依仗他经世济时，治国安邦。
正因为如此，陈子昂的诗句里，既有“不遇”的悲哀，“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日复一日，幽兰无人识；也有“知遇”的不幸，“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木秀于林，才高必累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一生，不是简单的“怀才不遇”，还有“遇而不得”和“得而不幸”。
这般错综复杂的生命体验，又岂是一两个标签能讲得清、说得明？
三是将诗人“偶像化”甚至“神化”。
有些人执念太深，极度迷信“文如其人”，总认为才华超群的诗人，也必然无所不能、近乎完人。
看到宋之问出卖好友、骆宾王情商堪忧、韩愈胆小恐高、王勃杀害官奴的故事，他们便怒不可遏，奋起而攻之，痛批作者捏造事实，歪曲历史。
真是冤枉作者了。
诗人不是超人，做不到十项全能。
李白从小志向远大，不仅要做官，还要当宰相：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但他放旷不羁的性格，还有纵酒浪迹的习惯，连番得罪天子和高官，即便待诏翰林，终被赐金放还。
“安史之乱”中，李白加入永王幕府，声称他若出手，平定叛乱的事，绝对易如反掌。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
这般自视过高，简直荒诞可笑。
果然，永王兵败如山倒，李白不仅未能建功，还以附逆之罪，被流放夜郎。
种种迹象表明，他虽然是文学上的天才，但政治上的能力，却与平民无异。
当然，“诗仙”的地位，不会因此有半点动摇，千百年来，李白的诗歌成就，依然无人能出其右。
诗人更不是圣人，做不到高才全德。
晚唐的温庭筠，曾担任国子监博士，主持秋试。
他对所有考生，都一视同仁。
放榜之日，他办了一件大事，将考生的作文和成绩，同时张榜公布，告诉朝廷和百姓，本次大考是“以文判等”，而不是“看人给分”。
此举深受寒门学子欢迎，却因为无视潜规则，得罪朝中权贵，几个月后，温庭筠就被赶出了京城。
以半生仕途为代价，换取一场考试的公平，温庭筠的这份胸襟，令人肃然起敬。
但谁又能想到，铁面无私的温大人，也曾经是问题青年，甚至劣迹斑斑。
他连续多年在考场之上捉刀代笔，帮人作弊，最终以“扰乱科举”的罪名，被朝廷拉入黑名单，终身禁考。
入仕无望的温庭筠，先是流落江湖，后又求职幕府，还在扬州的青楼，屡番醉酒闹事，被巡街的武侯打碎了牙齿，一时斯文扫地，“人皆鄙之”。
直到花甲之年，在宰相徐商的关照下，他才进入国子监，谋了一份差事。
这样的温庭筠，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
但行为上的污点，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晚唐诗词的贡献。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千万恨，恨极在天涯”，这些经典名篇，一直在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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