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海经》迄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这本书则从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视角，对这部奇书进行新的阐释，引领着我在荒诞的神话故事中穿梭远古的时空。
刘先生对《山海经》的研究的新突破是从古代天文学的视角对神话传说作系统解读。在开篇，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山海经》中的《海外经》和《大荒经》与其说是反映山川地理的空间之书，不如说是写照历法岁时的时间之书。
自清代学者陈逢衡在《山海经汇说》一书中指出经文中记载的日月行次与远古人类确定岁月的习俗有关以来，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探索，尤其是现当代学者吕子方、胡厚宣、郑文光、卢央、庞朴、陈久金、江晓原等人对书中一些内容蕴含的天文历法知识从不同侧面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大荒经》与华夏上古历法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
有件事书中的观点跟我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和四极之山是原始天文观测体系中以*为参照的天文坐标体系的生动写照，这七对*恰好标志了太阳在一年的十二个中气所处的方位，可谓是二十四节气制度的滥觞；“常羲生十二月”也是古人观测月亮以确定年份和用阴阳合历的具体表现；北方神其实是岁末冬至日的象征；四方风的记载也恰恰体现了物候历与天文历的重合。
因此说《大荒经》并不是单纯的地理风物志，而是天文历法志。据此推断《大荒经》所据的古图，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而是以山川地理为坐标的历法天象图，《大荒经》所记载的一些内容其实是《大荒经》古图中描绘的岁时行事场景的叙述。
有了结论必须需要一个严谨多边互相印证的推论过程，巧合的是这一点我与刘先生也十分一致。
从天文学视角把比《大荒经》的记载中有更多“怪力乱神”之语的《海外经》作了进一步解读。我一直觉得以前的研究者忽略了《海外经》与原始天文学的密切关系，他通过比较该经中四方神与《月令》中的四方神指出，在《海外经》中各经的末位都单独提到的“四神”其实是春、夏、秋、冬的象征符号，据此推断《海外经》所据的古图也是写照四时岁序行事的时序图，整幅图画构成了一个在空间图式中展开的时间节律，图的东、南、西、北四方分别对应于春、夏、秋、冬四时。
而与“日载于乌”、“日中有三足乌”、“羿射十日”等神话相联系的扶桑十日的神话其实是立表测日计时制度的反映。《海外北经》中“夸父追日”以及与之相关的邓林和寻木记事，不过是冬至日立表测影以确定方位观测太阳视运动活动的反映。
而与此同时《尚书•尧典》中与敬授民时相关的文字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为人们了解远古时期人们如何进行天文学工作提供了可能。
通过把《尧典》中的有关内容与《山海经》中的《海经》作比较，这就其反映的原始天文学和历法制度而言，两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系同一种文化原型的产物。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从《山海经》的记载到《尚书•尧典》时代原始天文学的概貌，作者又通过探讨“烛龙”的起源，阐释了《海经》中的龙星纪时——华夏先民如何观象授时的来龙去脉。
然后这样加以梳理，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如“伏羲和女娲”、“女娲补天”、“共工触不周山”等都与龙星纪时的天文活动密切联系在了一起，进而牵引出来隐藏在荒诞的神话背后原本朴素的知识和常识。
而这些朴素的知识常识就是我研究红山文化三星堆二里头的依据和重要动力，山海经原本是山海图，对于这点我深信不疑，因为最初还没有文字更没有形成统一使用的通用文字。
那么人们要想记载就只有画图，以图回忆，我们的先民就是这样一步步积累一步步画图一步步创造了古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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