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基本的气候原理并不复杂，但是古代的人们肯定不会知道的这么清楚，他们先是会恐惧然后敬拜，人类对于自己无法改变和征服的对象从来如此。
天地大道，大道是神。
老子的学说一直影响了中华文化几千年，至今仍然如此长盛不衰，是因为它其中包含着最原始最朴素的科学道理。很多时候科学和玄学一线之隔。
干旱和洪水并不矛盾，大量地质资料表明，4000年前的中国整体上呈干旱态势，局部地区却不乏大洪水遗留痕迹。
譬如重庆金佛洞、湖北神农架山宝洞石笋氧同位素、碳同位素记录显示，进入到公元前2300年之后，东亚季风大幅减弱，长江中游降雨锐减，气候趋于干冷。
同时，对湖北荆门钟桥遗址、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址的沉积物与沉积环境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入到公元前2300年之后，以上地区气候波动很大，洪灾频繁而剧烈，且具有普遍性。
当然，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的多，气候异常可能引起短时间内的极端旱涝交替发生，1997-1998年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是距今较近的一个例子。
拿我国来说，1997年我国北方罹遭大旱，翌年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却同时爆发特大洪水，受灾人口超过2亿，死亡逾4千人。
四千年前的先民可能陷入了相似困境，气候系统不稳定，干旱及降温事件增加。
《竹书记年》记载了“夏有冰”的异常现象，夏季结冰，反映了某些年份的强烈降温。
《淮南子·齐俗训》则说“禹之时，天下大雨”，大禹在南下击溃三苗后，其天下应当囊括了长江流域。
《尚书·禹贡》大禹治水范围的描写，譬如彭蠡治水、荆州治水，也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结合上文的分析，气候振荡，雨带南移，南北方普降大雨，正与史料相符。
降水变率的上升则提高了异常洪水发生概率，根据考古和地质资料统计4000年前的中国洪水概率，虽然显示南方洪水概率总体高于北方，但洪水概率最高的地区却在河北，且当时中国南北方均存在洪水现象。
北方的洪水威胁，可能还与黄河大规模改道有关。某一时期，黄河由东流转向北流，改道后的黄河下游河道横穿河北平原中南部，于天津入海，河水在平原上漫流形成大洪水，这即是《孟子》所说“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
泾河流域的考古考察，也证明4100-4000年前，其时期是龙山文化晚期存在大洪水多发期，有五次特大洪水事件。
3800年前，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突然衰退，持续干旱和频发的洪水前赴后继，摧垮了农业基础，农业文化最终被畜牧业文化取代。
4000年前，山东龙山文化也突然衰没，取而代之的是反而比较落后的岳石文化，以及4300年前，内蒙古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突然消失，可能均基于同样的原因。
长江流域洪水事件证据更充分，湖北荆门的钟桥遗址在4800-4597、4479-4376、4168-3850年前分别出现过三次大规模古洪水事件。钟桥遗址隶属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体系，是三苗集团聚落。
大禹的南征屠杀，气候剧变带来的洪水，共同造成了石家河文化崩溃，长江中游的文化体系中断，很遗憾的丧失了独立进入文明古国时代的机会。
对比江汉地区，屈家岭早期、晚期、石家河早期、中期、晚期、夏朝、商朝、周朝古文化遗址数量发现，夏朝遗址是最少的，只有10处，相比之下，石家河早中晚期分别有64、61、91处，商朝有68处。
这固然可视作禹征三苗的成果，同时，夏朝10处遗址，海拔均在50米以上，也是唯一在低海拔未发现遗址的时段，或许与该时期水位上涨，以及频发的洪水不无关系。
长江下游，曾经无比焕赫的良渚文化，亦未能挺过此劫，倒在了文明的曙光前夕。
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间，良渚文化所在的太湖平原气候剧变，平均温度较此前升高3℃，年降水量比今天多出200-300毫米，海平面抬升，顶托了长江入海水流，形成壅水。
尽管长江三角洲河湖众多，但12万平方公里低于洪水位的洪泛平原地势低平，河道泄洪能力实际上极差，内陆积水不易宣泄，因此内涝、洪灾频发。许多良渚文化后期遗址发现有厚厚的泥炭层，就是湖沼扩张的堆积残留。
大洪水淹没了良渚，幸存者四散逃离故土，良渚故地出现了数百年的文化断层。
直到三百年后，马桥文化移民到来，太湖流域才再次有人类聚落定居，这已是另一系统的文化。
洪水传说，是人类对于那场浩劫不可磨灭的真实记忆，这记忆或者来自某一次惊天大洪水，又或者是绵延数代人生的痛苦沉积。
诺亚方舟和大禹传说指向的可能并非同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甚至未必是同一次气候异常，其间可能存有较大的时间差异，在取得可信的证据之前，不必、也不宜把这些洪水传说归结到同一时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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