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对当时西方弥漫着的反华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世纪末，一阵“黄祸论”逆风突然吹袭到欧洲上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诬蔑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面对这股反华逆流，义愤填膺的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因此他被人誉为驳斥“黄祸论”第一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辜鸿铭不断用自己的笔来捍卫中国的尊严，赢得了许多西方正义人士的敬佩。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肺炎去世。尽管后人对辜鸿铭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的学术成就及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当德国著名作家勃兰特夫人听到辜鸿铭逝世的消息时，惋惜地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此话表明，西方人已经高度认同他在欧洲文化史上的地位了。
辜鸿铭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通过这种方法，他向世界大声呐喊：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
辜鸿铭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辜鸿铭在西方对中国实行文明歧视和民族欺凌的时候，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奋起谴责，捍卫了民族尊严；同时，他又大力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沟通中西文明，使西方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历史的悠久。
一个人在那个动荡年代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四书其三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尊重中国，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要说在我生活的年代有什么人可以像老先生一样还真找不出来，至少暂时还找不出来，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大文豪。
老先生在我心里是真正的一代文豪。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和发展。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必将相互碰撞并不断汇合。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中西文明冲撞交汇的特殊时期，不仅有西学东渐的浪潮，也有东学西渐的暗流。
在这两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译始终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人放眼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但每当人们谈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译坛，想到的只是严复、林纾这些致力于翻译西学，向国人传输西方文明的译界名人，而往往忽略了还有一些竭力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
清末民初，中国人之将汉籍译成外文者，比较闻名的有辜鸿铭、张庆桐和苏曼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辜鸿铭。
作为我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倾毕生精力于阐扬传播东方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西方人对他甚为推崇，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
但由于他的著译多为英文且行事守旧狂放，因而国人对他亦或不甚了解，亦或心存偏见。事实上，他在我国翻译史上的贡献，特别是他把中国古籍经典译成外文的成就，绝不亚于近代任何一位翻译家，理应在中国的翻译史册上留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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