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声望的中国学者，而当时，他仅仅24岁。
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也在留洋时就展露无疑。
那时的英国人看不起黄种人，就连在公共汽车上都不愿挨着坐，辜鸿铭乘车时，拿出一份泰晤士报，英国人看见了便出言讥讽：“看这个黄皮肤的乡巴佬，明明看不懂英文，偏要装文化人，报纸都拿倒了！”
辜鸿铭冷冷一笑，就这么倒着，将报纸上的字一字不差地读了出来，将一车英国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24岁那年，辜鸿铭结束求学生涯，返回故乡南洋，此时的他已经是精通西学、颇有名气的学者，在英国殖民政府里谋了个差事。
一年以后，他偶遇清政府外交员马建忠，与其促膝长谈3日，他深感中华文化之博大，与西学截然不同，思想受到极大震动，立刻辞职，攻读中国文化。
1883年，他开始在报纸上用英文发表一系列中国学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嘲讽西学、吹捧中学的道路，还把剪掉的辫子重新留了起来。
辜鸿铭极有语言天赋，中文完全是自学成才，那几年里，他潜心翻译《论语》、《中庸》、《大学》等著作，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
1885年，他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中国大陆，在张之洞门下做了外文秘书，后又在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执教。
辜鸿铭盛名在外，伊藤博文访华时，还专门来拜谒他。
辜鸿铭送了他一本《论语》英译本，伊藤博文看后，说：“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毫不客气回怼：“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虽然在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当幕僚，他却一点不愿奉承上司，公然拿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饶是如此，他的官运还算不错，一路做到外交部左丞。
不过，好景不长。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大清亡了。
辜鸿铭丢掉了公门铁饭碗，又被蔡元培请过去，到北京大学教书。
他主讲英国文学，将自己写的一本《春秋大义》灌进学生们的脑子里，书里用热情的笔触写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灯塔，把西方文明批判得一文不值。
辜鸿铭自诩保皇派，但自始至终，他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也并非看见牌位就磕头的腐儒。
张勋过生日，他特地送上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
“擎雨盖”是清朝官员的大帽子，“傲霜枝”是指他脑后的辫子。
按理说两人都是民国以后依然不剪辫子的“志同道合中人”，辜鸿铭却顶看不起这位辫帅，觉得他做的都是沽名钓誉的无用之事。
但辜鸿铭自己是否也是沽名钓誉呢？或许也是的。
昔年人人留辫，独他剪辫；
如今已是民国，剪辫令下了一遍又一遍，他却坚定地不肯剪。
这并非对满清王朝有多忠心，只是要一个标新立异、自诩清高罢了。
在那个人人都推崇西方文明的崭新中国，孔孟之道被斥为迂腐，忠义仁孝被笑作愚蠢，年轻人妄自菲薄，觉得中国样样低等，外国事事高尚。
辜鸿铭这外来的“半个洋人”，却站在风口浪尖，告诉世界：中化文化从来不低人一等！
他坚定地捍卫了中华文明的尊严，保存下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火种。
北大的学生，哪一个不是欣欣向荣的先进知识分子？辜鸿铭的汉文水平远不如母语英文，时常在板书时缺漏笔画，他转过身写字时，学生们就对着他的辫子窃窃大笑。
他严肃地转身，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里的辫子的无形的。”
作为一个坚定的守旧主义者，辜鸿铭坚持男人就要多讨几房小老婆，认为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还提出了著名的“茶壶理论”：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壶就得配几个杯子。
所以他不但有一个端庄典雅的正房妻子，还娶了好几个小妾。
在他的心中，一切旧的文化都是好文化，他固执地喜爱女人的小脚，甚至还要拿三寸金莲的绣花鞋喝酒，认为这样才能文思泉涌。
康先生为了讽刺他，写了幅字“知足常乐”送给他，他却笑呵呵收下，还说：“康先生深知我心。”
辜鸿铭瞧不上的人有很多，北大的教授基本没一个不挨他的骂的，其中胡先生挨骂的次数最多。
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坚持“全盘西化”论，在辜鸿铭的眼中，这简直就是“全盘胡说”。
一次演讲，胡先生用英文念了首荷马的诗，被他嘲笑“英国下等人的口音”；
胡先生在报纸上写篇短文，老辜第二天就也登一篇批判，还要到法庭去告他。
胡先生一向推崇白话文改良，被辜鸿铭逮住了小辫子：“现在的人，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字教授，用词作文都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字典里也只有“从良”这个字词，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没有说“改良”的。“改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把“良”改回去退而从“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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