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养生观，是以道家“清静无为”为宗旨，与我们熟知的“用则进，不用则废”的进化论观点相去甚远。
还有同样的伤口，在打了麻药的状态下，愈合速度远慢于正常状态下的伤口。归正认为，这是因为疼痛将精神力引导到了伤口，进而加快了伤口的愈合。
西医学在分析神经系统的时候，会顺带提及神经系统也有一定的“传递营养”的功能。其实，西医学或多或少轻视了精神力对肉体的影响，归正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精神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只有精神在肉体里面了，人体的内循环才能够真正畅行无阻，也才能够免于各类疾患，这是古人重视“形神合一”的深层原因。
精神力的产生是人体阳气向上升腾的结果。然而，人体毕竟有个范围，当阳气向上升腾到一定程度，就会逐渐产生液化，并最终调转升腾之势改为向下沉积，就如大地之气向天升腾，终会化云成雨，润泽坤土。
正统中医认为，人体阳气液化之后将下行沉积于肾。如果作为阳气的精神力过分地损耗了，就会影响到肾所能获得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不厌其烦地教导后人“使七不躁，虚明则太极生液”的道理了，精神活动，从来就是贵静而忌躁的。清静无为的精神状态，对人体健康最是关键。
当然，这里的静，常人只要能够尽量减少精神力的耗损，将有限的精神力放在自己身上，就很不容易了。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我对精神力的相信和理解更多的归功于意志力和正义感，无论如何哪怕只是为了我的母亲我也会做一个正直正义的人。
有这么一本书，叫做《古代世界的社会正义》，其中有一章专门讲中国的，其导言是“作为道德的正义”，意思是说，传统中国的正义以道德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导言如下：
“中国社会哲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它明显缺少一个我们可以轻易翻译为‘正义’的词。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整个哲学传统以世俗此岸为特征，把社会秩序或良好社会当做至高意旨，从根本上说，不就是在不懈地追求我们所谓的‘社会正义’吗？几乎所有与正义或社会正义问题有关的讨论都可以从中国关于政治或社会秩序的道德哲学的表述中找到。”
这段哲学化拗口的叙述的意思是：古代中国直接追求实质的正义，而不需要重视形式上的正义，所以中国古代不需要有“正义”这种词语。进而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正义”所追求的根本。有了这条中西都存在和公认的黄金道德律，践而行之，“正义”会缺失吗？
本书关于中国这一部分，在宣告中国古代不玩概念只玩实质后，就讲春秋大义，开列信史来证明中国古代公平正义的实质实施。
来个与此书无关的话题。
做个对比，汉学家罗思文：孟子，尤其荀子的《王制》有关以职业训练、公共福利和健康保险等社会事业来帮助人民，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服务以接济人民，对病人、穷人、文盲、孤寡及社会福利的关怀，在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是找不到的。
他说：“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律法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们都找不到有关政府如何有义务救济老弱病残及贫民的言论。这一点非常重要。”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布鲁诺，因为宣传哥白尼的学说和自己的科学见解，为维护真理，在罗马教会的地牢里受了六年的非人的折磨，仍旧没有低头。最后在罗马鲜花广场被活活烧死。
布鲁诺早已料到自己的结局。他说：“我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而且勇敢地为它奋斗。我的后代将会说：‘他不知道死的恐惧，比任何人都刚毅，认为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塞尔维特，是16世纪西班牙医学家。他在自己著作《基督教徒的复兴》一书中，宣传这样一种观点：“心脏是最初的本源，备液从右心室经过肺动脉流向肺部，再经过肺静脉流入左心房……”他的这种观点为教会所不容，认为是“邪端异说”。
书遭到查封，塞尔维特被捕，遭到野蛮拷打。但他坚持真理，毫不畏惧。他说：“我知道我将为自己的学说，为真理而死，但这并不会减少我的勇气。”
后来塞尔维特被押到日内瓦郊外一个广场上。脚下堆满干柴，身上挂着一本《基督教徒的复兴》，头上套着一个浸过硫磺的花环。行型的神父对他说：“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放弃自己的学说，可免一死。”塞尔维特说.“不！”
于是木柴烧着了，烟雾吞没了这位青年科学家。
我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我不用因为坚持自己的正义而受到刑罚，所以我也相信教授也是正义的，尽管他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做的事我至今仍然不能理解，尽管还找不出真正的答案，但是我坚信他内心跟我一样都是正义的。
这就足够了，我便愿意相信他跟随他。
两个孩子被我的故事完全吸引，应该是她们的母亲从未讲过这样的故事，她们从小有父亲却得不到丝毫父爱，但是小孩子的本能需要父亲，也许此时此刻我正扮演着一个极其不合格的青涩年轻父亲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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