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正是龙星的四时运行：“大明”，指璀璨明亮的苍龙群星，“大明终始”，谓苍龙星象之周天运行与农时岁序相终始；“六位”，指苍龙周天运行过程中潜、见、跃、飞、悔、伏（无首）六个方位，六个方位标志着从仲春到仲秋之间六个时令，故曰“六位时成”；苍龙六宿御天而行，标志时序流转，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群星流转，则季节变换，寒暑推移，才有所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伏羲始作八卦的传说也可由此得以贴切的解释。《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天象”之说，隐约流露出伏羲作八卦与原始天文学之间关系的消息，然而，伏羲所仰观为何种天象？
《易传》却语焉不详。《易传》所阙，《左传》言之矣，《昭公十七年》云：“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皞”亦即伏羲，正如所谓“炎帝以火纪”之意当为大火纪时，所谓“大皞以龙纪”，只能理解为苍龙纪时。
伏羲“仰观于天”而“始作八卦”，八卦谓八方，方位坐标既定，据以观察龙星的方位就能判断季节。
龙星列宿之以龙为名、以龙为形，很可能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源于对列宿星象蜿蜒之势的观察和模拟，而是古人基于龙星列宿与时令的关联而对列宿的想象和命名。满天星斗，纷繁迷离，本无一定之形，如何组织星象？把那几颗星划为一组？把它们想象为何种形象？如何为之命名？
原无客观之依据。命名缘乎意义，因此，古人对星象的命名，视其缘何关注星象、理解星象、因此赋予其何种意义而定。人们仰观天文，无非是为了察乎时变，因此，星象的形象和名称的来历，例当由其与时序的关系求之。“龙”之本义为虫，然则古人缘何以虫命名龙星？上古时代，作为苍龙之首的角宿暮见于东方之时，正值仲春时节，此时大地回春，春雷发奋，万物复苏，蛰伏了一冬的动物也开始苏醒，是谓“惊蛰”。《夏小正》云：“昆小虫抵蚳。昆者，众也，由魂魂也。
由魂魂也者，动也，小虫动也。”《逸周书"时训解》云：“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皆谓惊蛰。”《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龙星升天既为百虫惊蛰之标志，故被命名为“龙”，而络绎上升的东方列宿，在古人的心目中也就呈现为龙的形象。《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既谓之“鳞虫之长”，则必为地上的爬虫无疑，又谓之“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则显然指天上的龙星，则在古人观念中，天上之龙与地上之龙已浑然不分矣。
综上所述，龙星是农耕先民观象授时的主要天象依据，龙星周天，升降四野，恰与农时节令相吻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
而时间为生民日用所不可或离，岁时更与农业丰欠、国家治乱密不可分，因此，四时巡天的龙星成为天道神性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对象，并进而成为古人敬祀和崇奉的神物，宜矣。
《周易"系辞传》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可以用来说地上的卦象，可以用来说天上的龙星，更可用来说明作为华夏民族象征的龙图腾。
而这些都是考古发掘中最为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红山之地便是龙与熊的教会点,在这里既可以找到龙宗龙源又可以找到熊宗熊源。熊天生属于北地苦寒物种,熊也更符合北方人坚强豪放粗犷的地域性格。
关于天熊崇拜我一直坚定的站在教授这边，教授不是在做“自说自话”似的论证，而是站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开掘。他把探索的触角探伸到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深处中去，在众多头绪纷繁的中原和戎狄的文化历史关系史中去探索新的可能。
而这种探索不是多种观点的选择和理论论述，而是从实物图像上呈现和证明各区域文化的源流关系，因为，实物图像不只是简单的图像，而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物化形式，因而图像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精神系统、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想形式，而找到了实物图像即文化符号的联系就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文化、精神、思维、思想的联系。正是靠着实物图像的比较和证明，教授才恢复了被历史遮蔽、遗忘和扭曲了的中华祖先神话的原貌。
我们的先祖之所以崇拜熊，这是因为熊的冬眠春出的习性。正是根据这种来自对熊图腾更广大谱系的原型意义的把握，教授重新破译了第一重证据即古文献和古神话的意义。《太平御览》卷五十引《山海经》曰：“熊山有穴，恒处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若冬启夏闭，乃必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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