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王国维提倡将地下文物与书面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而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视觉研究”和“世界艺术研究”的性质。安特生挖掘了我国仰韶文化，对中华远古文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埃及学是考古学的前身，正是穆斯林史学家最早翔实记载和考证了古埃及的遗物，并读解埃及契形文字。古代遗存实物的视觉研究和跨文化读解构成了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了发展中国的考古与艺术史事业，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曾设立“考古与艺术史”院士席位，而后我国学者又提出了“美术考古学”的概念，力图将古物的历史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这种努力暗示了研究者试图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将古物的历史美学价值也视为考古本身的重要内容。
这些都可以充分说明考古学与艺术史的界线并非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真实可靠的物质材料，而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美学与历史阐述。其关系并非是潘诺夫斯基曾比喻的“先上车，后买票”的逻辑关系。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考古学之父温克尔曼的例子，意味深长的是，温氏用以推演其考古学与艺术史的对象恰恰不是出于相应时代的原物，但是，其后出土的大量早期希腊雕刻却没有推翻反而证实了其历史假说的合理性。
即古希腊艺术首先经历了古风时期，接踵而至的是以菲迪亚斯艺术为代表的质朴的古典早期，然后出现了以普莱克西特莱斯为标志的更优雅、更富感性的美的阶段，最后进入了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漫长的模仿与衰败时期。
考古挖掘所得的一切遗物，犹如一切科学定义一样，无不建立在我们的理论假说的基础之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曾把考古学喻作一架望远镜，让我们远望人类的*与整个历史。
他又把具体的考古遗物喻作一台显微镜，让我们透视具体而微的古代景观。这对比喻不仅说明历史假说与实物考证的关系，而且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考古与考古学的不同含义。
如卫聚贤所说，考古行为古已有之，中西莫不如此。用锄头挖掘出古代遗物，并不是考古学的全部。
考古学指对古代实物遗存进行系统地研究，由此而成为自主的学科。而考古学之所以自温克尔曼开始才成为自主的学科，是因为它发展出了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即是说，它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已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史，因此，探究考古学本身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美术学院新设的考古学与美术博物馆系即重点旨在探究和教授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史，而这个学术史与艺术史永难分离。
滕固先生是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国立艺专时期的校长，著名美术考古学前辈刘敦愿是该时期的毕业生，著名美术史家、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史岩是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美院时期知名教授，由他们所开拓的美术考古学的学术路向一直是我们的珍贵学术遗产。
将考古学和美术史并提是这两个“共生学科”更密切地相长的新标志。它将进一步消解“艺术史对抗考古学”的偏见，铸造其新的合体。
第一金石学的现代意义；第二卷轴、古墓与文献；第三物质文化、博物馆与艺术史学新走向；第四考古新发现与近三十年中国美术史研究。这些学者希望能冲破田野考古、学院艺术史研究和博物馆管理之间的壁垒，建立起全新的学术视野，让考古学与美术史结为新的姻缘。
如果说艺术史偏重物象的价值与鉴赏，易于陷入主观主义泥潭，那么考古学排除个人趣味而着眼于客观证据，大可纠正前者之偏，而考古学容易忽视艺术的生命价值，艺术史也可矫正其失。
离开双方学科的合作与相成相济，这两个学科都难以独立特行，也无法为现代视觉文化和世界艺术研究奠定更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这个道理，独木不成林，考古学科定位之初就是综合性学科。黑暗过去天亮了，不论是教授还是顾青姐都没有任何消息，当然师母和唐菀也杳无音讯，就像是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而我现在身在凌源守候着两个孩子，这里便成了一座孤岛，一座无人知道又充满危险的孤岛。
趁着孩子吃完早饭片刻的安静我不得不想起老人与海，老人身在大海，孤单危险绝望，其实一路上他跟海斗跟鱼斗到最后回到岸边的一无所获早已不重要，因为他还活着，因为他活着回来了。
至于有没有收获至于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早就不重要了，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比人类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牛河梁是个神秘的地方，到现在挖掘的范围十分有限，甚至在女神庙原址直接回填然后原地建立了女神庙博物馆，原地保护，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还不具备继续发掘的条件与能力，继续强行发掘或者为了发掘而发掘只能是破坏，根本起不到保护文物传承文物和文化的目的。
只是美学自从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就已经诞生了，谁也说不清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我们的哪一个先人开始梳妆打扮开始爱美开始用青草树叶制造好看的裙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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