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死后，宋襄公继而称霸，因实力太小被楚国所败。之后晋文公称霸败楚国于城濮，秦穆公又与晋国争霸不胜，秦穆公向西边扩地称霸西戎。
中原之地晋楚两大国仍然兵争不息，公元前506年，吴国阖闾暴起大破楚都城后，越国又渐强，吴越战端开，吴王夫差破越，越王句践灭吴，到了公元前333年又越国又被楚国所灭。
春秋共历时352年兵祸匪患横行的状况，促使当时的诸家学子开始探寻一条能改变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的道路。
“百家争鸣”旨在找到治世共识；百家实为虚指，实则四家。先秦诸子就是基于当时这样一个已经让大多数人感到无法正常生存的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各家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治乱世。但各家对治世的见解并不一致，于是才因为哪家才是治世正道而展开了争论，这也是“百家争鸣”的主旨。说是百家，实则主要四家：道、儒、墨、法，各自的主张不同，但其初衷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改革当时的社会，使世道之乱有效治理恢复到从前相对太平的世道里。
诸家治世之学并起争鸣，法家也自然有其自己的主张。其它三家概要为：道家认为，世道之所以乱，是因为人心私欲膨胀以至引发财货土地之争导致乱世动荡，故而主张清静无为之道;墨家认为，世道之乱在于当时人们杀伐征战奢靡淫乐，故而主张兼爱、贵俭;儒家认为世道之所以乱在的人不习周礼不施仁政所致，故主张复周礼复井田。法家认为，世道之乱其根源在于封建制度之上，因为封建贵族、诸候的特权问题，作为封建统治者，他们掌握着社会上多数的财富，并在制度上占据特权导致财富分配和制度上的不公引发的乱世。
法家主张，必须裁撒抑制贵族，铲除封建，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才能真正彻底的现实由乱世到治世的局面。魏国李悝变法的成功让人们看到法家变法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开始接受法家的变法主张，并在各诸候形成治乱世之共识。用于魏国变法的《法经》商鞅只字未改“取之以相秦”，魏国与秦国其实是用同一部律法—《法经》。
只是用于秦国故更名《秦法》而已，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最完整保存下来的法典是春秋魏文候时期李悝作著的《法经》。这是一部较为完善，且真正义意上的律法典，在当时为大众所参考并被诸候国加以斟酌去取作为自己家国法律加以运用，成为当时法律上的权威之作。可见秦法本源于魏法。
战国七雄，实为历经变法改革后的七个实力的诸候国，而这七大诸侯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吞并其它诸候国，而以郡县的形式统一天下。
七雄兼并竞争，初衷在于完成天下一统，只是国情不同，制度不一。商鞅变法是战国七国中，推行中央集权制最完善的诸候国。各国变法中，没有一个诸候国比秦国的商鞅变法更彻底，制度更完善。共同的目的，不一样的做法，自然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而这种结果的优劣，自然会在竞争中显现出来。最终秦国一统天下，除了有运气的成份之外，更多原因在于秦国的商鞅变法时间够长且够深彻，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天下后，也对秦之所能统一作了总结就是：“奋六世之余烈”才有了他统一天下的功劳。
一个考古文化绝没有那么容易揭开，所有隐藏的秘密对于现代人来说都成了未解之谜。即便是全世界最厉害最有经验的考古团队也只能破解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正是从这极小的一部分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和模样。
尽管科学上讲没有办法百分百验证，但是只要相对准确率够高那么就足以让现代人享用不尽，所以考古学中的互相印证十分重要。
传世遗物无非是实物与文献记载，历史的终极目的是要借助这些遗物复活人类的往昔，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然消失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即“精神领域”方面。
因此，19世纪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一个伟大的史学发现就是把无形的思想观念也纳入历史事实的范畴。观念演变的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事实，这点对于考古学应有所启示。过于强调考古学的优势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或坚持认为惟有考古发现才是真实可靠的史实，那就会人为地加大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与精神研究、考古学与艺术史之间的鸿沟。
考古学和艺术史天生就是孪生姐妹。它也是一门天然的交叉学科，我国的考古学始祖是宋代的沈括，他将考古学与视觉音乐、几何学、冶金等融汇一体。欧阳修也是如此，他将金石引入了考古探究。
民国初年，王国维提倡将地下文物与书面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而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视觉研究”和“世界艺术研究”的性质。
考古学与艺术史的界线并非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真实可靠的物质材料，而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美学与历史阐述。其关系并非是潘诺夫斯基曾比喻的“先上车，后买票”的逻辑关系。
我们进入了全球性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尤其是数码图像似乎正在取代文学符号而成为现代人的公共认知和交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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