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只是普通事件那么四天四夜足以解决完成，那么不管是什么目的教授也该有消息了，顾青也该有消息了。
有件事我一直在衡量，因为我现在可以在凌源县城报警，报警顾青失踪，我想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人会替她报警了。但是我脑子里总有一种信念，这事她自己能解决，我也能解决。
这样的想法有些可怕，一念之差就可能酿成滔天大祸。
似乎时时刻刻我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和抉择，我真的很想能够自由自在的在牛河梁做田野考察，做自己专业的事情，毫无顾虑的。我知道韩城是不愿意刺激我才没有跟我分享他的实习经历，他在良渚。
就在七月世界遗产大会上的那一槌落定，良渚遗址成了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新名片。
而早在这之前，良渚已经5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次入选“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前赴后继地以80多年的时光，拂去5000年的尘土，展现了良渚先民的梦想与荣光。
如今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绿树葱茏，河道纵横，生机勃勃。在熹微的晨光中，良渚先民似乎迎来了重生，正在讲述一个古老王国的辉煌。
良渚，一眠数千载，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被一位24岁的年轻人悄然唤醒。
他叫施昕更，当时任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不是一位专业的考古人员，却对家乡良渚和古物有着天然的兴趣。他无意中发现，当地很容易找到的黑陶片和资料中的远古文物甚是相似。
难道这里也曾是先民生活的地点？
不久，省立西湖博物馆出面报请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决定在良渚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得知批准消息后，施昕更欣喜若狂。
1936年12月初，由施昕更主持在良渚棋盘坟遗址，也就是他捡到陶片的地方，进行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
这是良渚遗址的第一次正式田野考古发掘，也是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由此揭开了探究我国东南沿海古文化的序幕。
遗憾的是，考古报告尚未印刷，杭州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施昕更随博物馆一起迁到浙南山区，一路都带着《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的手稿。直到两年后的1938年，几经波折，这份报告才在上海问世。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良渚博物院看到这份报告。施昕更为此而作的卷首语即是“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
差不多与此同时，后来曾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器物学教授的何天行，也注意到了良渚黑陶的特别之处。
尤其是1935年冬，他在良渚发现的一个椭圆形陶盘中，注意到了十几个刻划的原始文字。从甲骨文和金文中，他找到与之相类的同形字进行对比，认定这是最初的象形文字，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
何天行撰写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并由蔡元培先生题签书名，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于1937年4月出版行世。这是介绍良渚文化最早的一部文献。
自此之后，考古发现不断在良渚上演。从“良渚遗址”到“良渚文化”再到“良渚文明”，附加在“良渚”一词之后的内涵，越来越深远。
1959年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节点。这一年，国内考古权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这片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这属于当时中国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
从此，“良渚文化”开始变得广为人知了。
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镇西北的吴家埠建立了“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站”，良渚的考古发掘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1986年正逢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活动定于11月在杭州召开。作为东道主，浙江的考古工作者拿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来迎接这次盛会？
反山遗址的发掘就是准备工作中的一项。当时，反山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墩，如果不是有厂家要在这里取土，可能发掘还未必那么快地提到日程上来。
领队王明达回忆，在一个雷雨之夜前，他们清出了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由此，经过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发掘，良渚大墓现身在世人面前。也是在这里，出土了后来大名鼎鼎的“玉琮王”。
在那一年的纪念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讲道，浙江史前文化有了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第二年，考古队又发现并挖掘了瑶山遗址。当时的发掘条件相当艰苦，山顶上风吹日晒，吃住也十分困难。考古队员们为了避免来回奔波，不得不住在附近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里。
好在瑶山的表土不深，仅有20多厘米，所以发掘进展很快，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挖了近600平方米，清理出11座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出土玉器上千件。
当时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主任的牟永抗说，单就玉器而言，这两次挖掘，数量、品种或花纹均超过以往历次发掘所得良渚玉器之总和，还发现了许多新器种、新纹饰，成为良渚玉器一次轰动性的空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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