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惊呼：牛河梁坛、庙、冢的格局，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沿中轴线布局、天圆地方、东西对称的理念，非常像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
相比天坛，素素更中意牛河梁的大气：“它高居河川与山口的梁顶，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道。对天对地对万物，那是何等庄严何等痛快的倾诉和表达！”作家进而想象，“当年在这个广场上祈天求地的不可能只是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它与女神庙一样，是许多部落或者是一个王国共同的聚会之所。那祭坛从未闲置过，每天都旋转着苍凉的歌舞，飘落着欢乐的泪水，还有无数或圆或碎了的心愿。”
我们一直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有据可查的历史只限定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之前的1000年，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于缺乏实物证据一直受到质疑。“更老的老家”终于从地底下走了出来。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刊发消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文明起源有三个标志：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一般来说，具备了其中的两项，就可以纳入文明的范畴。
这是西方的标准！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是以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通过人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
“正如今天的宇航员要进入太空，要有发射基地一样，牛河梁大遗址群，就是这样一个祖神升天的重要基地。这个基地不是普通人可以进入的陵园，而是红山时代领袖级人物才可进入的圣地。”内蒙古赤峰学院教授于建设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发展机制上看，是由巫师通神灵，由祖神通天神的机制；从结果上看，是由神权诞生王权,由祭祀制度而发育成礼乐制度的成长道路。王是政治领袖,同时又是群巫之首。从红山时代的巫师到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大巫。
文明起源的新视野打开了人们的思路，专家们在浩瀚的史籍中，发现了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用身祷于桑林……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雨乃大至。”《尚书•金滕》中也讲了一个周公以自己身体作抵押,筑坛奉玉祭祖替周武王治病的故事。
走出典籍，几大文化区系陆续传来的新发现，也为文明起源的“中国道路”提供了更多佐证。甘肃秦安大地湾中心出土的“殿堂式”大房子，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前堂后室”的结构正应了“室有东西厢曰庙”的说法。良渚文化发现的大型人工堆积祭坛，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遥相呼应,成为后世皇家陵寝被称为“山陵”的渊源所在。
“看来，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总的源头。”于建设说，从甲骨文、《周易》、《山海经》到道教，都与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是典型的巫文化。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在史前时代，这一地区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松涛阵阵、绿树掩映、被考古学家誉为“躺在女神怀抱中”的牛河梁工作站，郭先生一遍又一遍摩挲着红山出土的陶片，想象着自己的手印正与古人的手印重叠在一起，揣摩着红山女神微笑背后的玄机。
司马迁撰《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有了从五帝说起的通例。可是由于缺乏实物证据，史学界一直把五帝时代作为传说来对待。辉煌的红山文化时代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时间恰好吻合，能不能从这段历史的漫漫黄沙中找到五帝的足迹？
“发现了不等于认识了，认识的过程可能更艰巨，甚至是痛苦的。”郭先生在辽宁工作近半个世纪，尽管其间也曾换过好几个单位，还当过省文化厅副厅长，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牛河梁度过的。手捧着尚有油墨香的新著《追寻五帝》，他兴奋地说：“目前虽然还不能对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都作具体确指，然而那正在一页页揭开的‘无字地书’，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五帝时代的壮丽画卷，令人备受鼓舞。”
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地址在今河北张家口的桑干河流域；周武王封黄帝之后裔于蓟，也在今燕山南麓长城脚下……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发现，都正在逐渐逼近一个事实：五帝前期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动，重心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正因为如此，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指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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