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至今的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青铜器。在商前期的炼铜遗址中，从可辨认的铸范中，镢范为数不少，虽然青铜的生产工具在早期的随葬物中较少，但我们在出土的商初青铜器中，仍看到生产工具占相当比重，说明在商代的手工业中，青铜工具如斧、锯、凿、锥等已广泛使用，青铜兵器也日益增多，至于青铜农具，虽然奴隶主不会为奴隶们提供，但在当时，还有一部分作为自由民的农民都会拥有，历年出土的青铜农具有锄、铲、等，这说明青铜的大量使用主要还是从事制作工具。
青铜工具在生产中的效用，使青铜冶铸技术日益重要，因而能获得飞速的发展。
在青铜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并且汉字也已经发展成熟。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在红铜冶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铁器和青铜器发明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青铜艺术品，显示了绵延一千五百多年中国青铜器的萌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相对中国如此辉煌的青铜时代欧洲就要相形见绌了。“柴尔德在《英伦三岛的史前聚落》一书中认识到在描述英国前罗马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时采用绝对年代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提议使用’以地层学推导出的文化序列所限定的’时期划分方案。
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序列断代的形式，只是它所涉及的是文化的序列，而不是陶器类型的序列。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这显然是一种退步，但这又是为欧洲晚期史前史提供客观年代系统迈出的一步。”
事实上，不仅描述英国“青铜时代”很困难，描述整个欧洲的“青铜时代”一样困难，因为“青铜时代”概念与欧洲历史不相匹配。
实际上并不是说在展览馆里摆上几件来历不明的青铜器物就可以称之为青铜时代。即使发现了铜矿，又有铜范、有青铜制作技术，具备了生产青铜器的条件，也有可以证明的若干考古器物，也很难说那一定是以青铜为标志的一个时代。
在时代划分中，决定一个时代本质特征的要素，必须对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界定某一时期属于青铜时代，就必须从各类生产工具、各种生活用具，从兵器到到交通工具，从钱币到各种纪念物，从美观装饰到各种礼器、乐器等方方面面看到其巨大影响，没有这样的青铜器，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景况。
反映到文字上，有几百种以上反映青铜器文化的分门别类的专用名词及器物名称。只有具备了这样条件的时代，才可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青铜时代。
这样的一个时代，欧洲有吗？
西方文化考古学之父柴德尔说：“东方学者确实带着某种轻蔑来看待欧洲早期人类的粗陋制品。”
“我们必须承认，真正的文明是在古代东方兴起和建立起来的，而这时的欧洲仍然沉浸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蒙昧之中。因而，众所周知欧亚最早家畜和栽培作物的明显共性是一个可靠的论据，表明将新石器与旧石器文化分开的这些馈赠是从古代东方来到欧洲的。”
西方的考古学之父自己都承认，西方的文化源头在东方。这里得“东方”指的就是中国。
俗话说，不怕不知道，就怕不比较。如果说世界历史上有一个青铜时代，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时代。中国历史上青铜器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汉时代之间，商周时代属于青铜器的鼎盛期。
中国的青铜器可以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及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等。单从礼器的形制上说，有钟、鼎、盘、簋、簠、斝、豆、笾、盨、罍、爵、敦、盨、鬲、甗、鉴、匜、壶、觥、彝、盉、觯、角、爵、觚。
从用途上可分为：饪食器、盛水器、盛酒器、饮酒器等。
从兵器上说，有斧、钺、锛、戈、剑、戟、刀、矛；从乐器上看，有铜鼓、铜铃、钲、铙、镈、编甬钟、编钮钟等，生产生活上的器具、工具、用具更是花样繁多，举不胜举。
中国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曾是最为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决定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形态，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个青铜时代，一点也不为过。中国的这些青铜器，不仅具有实际的用途，而且作为礼乐文明的象征，举世公认。
东汉袁康写过一部记述春秋时代历史的书《越绝书》，该书卷十一记载有一段风胡子与楚王的对话，谈到了历史上的若干时代。风胡子说：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
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
此亦铁兵之神。
这里《越绝书》所列举的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就是以兵器的材质来划分时代的，表明了中国学者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对历史上有一个铜器时代的明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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