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除了守护只有等待，我的生活陷入了一个危险的死循环，我可以选择打破这一切就像我从巴尔思和阿日善那里逃出来一样。
可是现在就是有人拿枪逼着我我也不会逃走的，我自愿留在这里等待和守护。意志的改变让我有了新的体悟也让我在最近的危险陷阱当中奇迹般的停下来，安稳下来，来仔细思考之前发生的一切，计划以后的事情。
是的我不能被动的毫无准备我必须主动起来，必须从一次次的被动当中吸取教训寻找真相积累经验，如果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那么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在训练场上训练，直接上了战场以战代练。这很危险却也直接而有效。
见孩子们睡的香甜我拿出遥控器打开电视，我是个聋子所以不需要开声音所以绝不会影响到孩子们的睡眠。
我喜欢看纪录片频道，刚好电视里在播放《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一集，介绍的第一件玉器就是红山文化的玉龙，“5000年前的风早已止息，而它还保留着风中的姿态”。
这条“中华第一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雕龙，然而在发现之初，并不能断定它的年代和文化归属，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它是商代或西周的遗物。
这件玉龙形体之大，雕工之精，绝非一般身佩之饰，极有可能用于祭祀，或者就是“神器”。经过多年研究比较，认为它早于夏商周的龙，应属红山文化时期。
第一，从龙的基本形态看，此玉龙无角、爪、鳞、独有长鬣卷扬，眼、嘴、鼻、吻都与夏商周龙不同，且周身光素，显得粗犷而独特，较之传统的有角、爪、鳞，且纹饰瑰丽的三代龙原始得多。
第二，从整体雕刻工艺来看，大玉龙的造型和加工方法比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墓葬出土的玉器简璞粗率得多，雕琢技艺也较逊色，龙背的穿孔技艺则与新石器时代有孔石斧之类的对穿技术并无二致。细比较之，它与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所出土一批勾云形玉佩等玉器的造型及工艺有共同特点。
第三，玉龙的出土现场，为一处单纯散布有属于红山文化类型遗存物的遗址。在该地曾采集到多块彩陶器片和带之字蓖纹的陶器片，还有石磨盘与石磨棒，别无其它时代的遗物。因此，大玉龙与红山文化遗存当有共存关系。
第四，联想到其他地方亦有类似此种神秘莫测的出土物，例如昭乌达盟敖汉旗羊场乡出土的一件玉猪龙。其基本造型、模式、形态与此龙极为相似。其中相传出自朝阳建平的一件白色玉猪龙，造型之完美，雕琢之精绝，最为典型，最可比较。
总观其形体，很像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环形石器，其制作、切割、研磨、钻孔等工艺，都具有该时代的特点，在规范之中显现出固有的原始性。况且此类兽形玉器从未见于稍晚一些的文化遗存中，例如在属于早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墓地，就从未出土过此类玉器。
第五，1981年辽宁省文物商店提供一件来自辽宁西部的小玉猪龙，首尾已切断，似玦，尾部形状与大玉龙之尾极为相似，加之其形体又恰恰处于上述羊场乡玉猪龙与此大玉龙之间的形态，是其中间环节，从而显露出它们的演进序列。
再者，这三种类型龙形玉的出土地点，虽有的在河北省北部，有的在内蒙古东部，有的在辽宁省西部，但均未超出红山文化分布区域。
基于上述五点，可以确认三星他拉玉龙属于红山文化，年代绝不晚于5000年前，是中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玉雕龙，而龙的最初起源必更古远。
中国北方发现的这一早期玉龙的形象为何与猪有关？
众所周知，原始农业社会素以养猪著称，国家、家庭之“家”在宝盖下加“冢”亦不无原因。猪在古代被称为“水畜”，是“雷水之神”。在各种农事活动中，特别是在祈天、求雨、祈防洪涝等祭祀活动中，用猪作为沟通人神之间的信物是很自然的。
猪首之变为龙首，猪之变为龙，自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神话产物。
纪录片有一个好处就是都有字幕，所以虽然不能像看新闻一样通过主持人的口型来读出大概新闻内容但是却可以直接看字幕，更加轻松自在。
只是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龙的发现发掘绝不仅仅在赤峰在红山在牛河梁。时光回溯到1987年的6月，考古专家们在河南省濮阳县发现一座古墓，墓中一具特殊的成年男子尸骨让专家们惊喜无比，在他身体右侧有一条长达1.8米的蚌龙图像，左边用蚌壳摆一只虎，看来“左青龙右白虎”自古有之!只见这条蚌龙张牙舞爪，屈身欲飞，这样的蚌壳龙形，即便是对于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来说，也是前所未见的。
为了搞清楚该墓的年代，专家们用碳十四测年法和树轮矫正法对蚌壳标本做了测定，结果发现它距今约6600多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史书中记载的黄帝传说正好处于该时期!
河南濮阳“蚌塑龙虎墓”的发现，将史书中关于龙的传说与现实中的龙对应了起来，此外，此次出土的蚌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龙图案，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华第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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