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灿心头狂喜！
连忙小心翼翼将这楠木函抱出来，分量不重，可架不住他太激动，手稍稍有些发抖。
这是《四库全书》文澜阁藏本中的集部一函。
《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编修，以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汉学大师戴震、史学大家邵晋涵、桐城学派扛鼎人物姚鼐、金石大家朱筠等人为编修官，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四千人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十余载。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初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
《四库全书》的修撰，后世褒贬不已，有人甚至称之为“四不全”。
何谓“四不全”？
因为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
列一组简单数据：《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八亿字。可是，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三千多种（有史料表明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录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因此偷偷焚毁的书籍。如果二者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确实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四库全书》的另一大被诟病的地方就是清政府的肆意删改！
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打压江南文人的复明思潮，对诸多史料、文学作品，甚至地方志、野史、演戏话本、小说等非正统文学，都进行大量的删改，造成后人溯本求源上的困难。
批评的人认为，《四库全书》毁、删、改、错四大毛病严重，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吱声，《四库全书》毫无价值！
尽管这套《四库全书》的修撰，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对综合中华文明传承史中，有着特殊的集大成者地位，尤其是《永乐大典》遗失之后，其重要性更为突出。
《四库全书》编成之后，乾隆为了避免其遭遇《永乐大典》的境遇，他让人一共抄录了七部，分别藏在七个地方。
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别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卢灿抽出楠木函的顶板，最上面一卷的封皮上，钤“文澜阁印”隶书印章，这应该是正本。
卢灿理了理手套，小心的抽出一本，硬桑木纸封皮，包黄绸，厚度约为三公分，高度为三十公分左右，宽度为二十公分，典型的正本尺寸。
内部为朱红框边，单格栅，楷体书就，题首及句逗为朱色，正文为墨字，每一列的字数不超过二十五，字迹清晰工整，字体为馆阁体。
心头微颤，卢灿脱下一只手套，摸摸纸边，白棉纸，清代最常用的官方用纸。二百年的纸质，略有脆性，楠木书函的密封性不错，保存良好，品相九以上。
正本无疑！
卢灿一向不太看得上乾隆大帝，但这次不得不为他点赞——他安排人撰抄七部《四库全书》的举措，实在是英明。
也幸亏有了七部，否则《四库全书》恐怕难逃《永乐大典》的命运。
镇江文宗阁藏本、扬州文汇阁藏本，被焚毁于太平军的战火之中；圆明园文源阁藏本，焚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今天连文源阁的遗址都无法确定。
卢灿手中的这套文澜阁藏本，同样流离失所。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大量散佚。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光绪六年（1880）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送还，并陆续抄补。民国后，归江浙省图书馆庋藏，其数目算起来，也只有半部。
卢灿面前的这一函《四库全书》文澜阁藏本，估计也是太平天国动乱时流落出来的，不知怎么辗转流离，落到丁欢的手中。
顺便也说说其他几部的下落。
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运归京师，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虽然历经二战及内战，但保存的尚且完整。
再说说沈阳文溯阁藏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东瀛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东瀛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1966年中苏交锋，这套藏本被转移到甘肃，现藏于甘肃博物馆。
紫禁城文渊阁版本，则藏于台北故宫。
一家博物馆，什么是底蕴？不是字画、不是金石，更不是陶瓷，而是书籍！
虎园博物馆现在最多的藏品，就是各类书籍，但是，像眼前这套品相为九的《四库全书》一函这类级别的藏书，还真不多，稳胜它的，只有自己收到的《大成文献》和《永乐大典》孤本。
这一函原版书册，价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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