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长，您这话已经说了好多遍了。”特工们微笑道，“时间到了，我们去了！”
陈瑞忍住眼泪打开房间门，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苏军上校正在门外等着。这个苏军上校在苏军里的职务是师长，两腿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断，此时在莫洛托夫休养。苏军上校递上来一张地图：“地图上标注好的地方就是朱可夫家人的住处，路线也已经标注好了，另外还有附近巡逻队的时间表。”
“谢谢。”陈瑞接过地图，交给八名敢死队特工，“看你们的了。”
目送着部下以视死如归的决然姿势离开后，陈瑞点起一根香烟，脑子里回想起了上司刘企在把这个任务下达给他的时的对话。
“长官，这个办法真的行得通吗？我感觉有点小儿科，因为太明显了，我担心会弄巧成拙，苏联人可以很容易地看穿是我们对朱可夫的栽赃陷害。”
“怎么行不通？虚虚实实，办法的高明或简单，其实不是很重要，有时候，越简单的诡计反而越能把人骗得死死的。还有，你不要忽略了苏联这个国家的特殊性，这个国家内部充满了互不信任、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气氛，斯大林为了巩固权位、铲除异己、束缚民众的独立思想，刻意地采取了全国性的挑拨离间的政策，使得苏联国内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极低，人人都防备着别人，人人都不敢轻易相信别人，党同伐异、落井下石、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各种丑行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程度，没有人性，没有理性，没有亲情，没有友情，妻子会揭发丈夫，儿子会举报父亲。在这么一个整体大氛围下，一个干净的人都会变得不再干净，没有证据的陷害都会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就以朱可夫举例子，他是清白的，但又怎么样呢？他仍然差点儿被关进大牢甚至被送上刑场。我们稍微在他身上抹上一点点脏东西，足以让他的同志们找到足够的借口把他往死里整。对于我们抹在朱可夫身上的脏东西，苏联人会这样看，不清楚的人害怕成为朱可夫的同党而信誓旦旦地一口咬定那是真的，清楚的人会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他们终于得到整朱可夫的名正言顺的借口，他们心里知道这个借口是假的，但他们也会装成真的，就好像皇帝的新装。即便真有几个人仗义执言，为朱可夫呼吁辩护，也会被不容分说地打成‘朱可夫的同党’，所以，说不清了。”
陈瑞深感醍醐灌顶：“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半个多小时后，莫洛托夫城内某处发生了激烈枪战，参加枪战的苏军巡逻队、内务部武装人员击毙了八名身份不明的可疑分子，解救了被这八名可疑分子试图“劫持”的朱可夫上将的家人，同时在其中一名可疑分子的身上搜到了一份信函。
信函迅速被送到贝利亚的助手、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的手中。看完信函内容的梅尔库洛夫强行忍住心头的震惊，他不动声色地派人邀请这起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朱可夫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基耶芙娜祖伊科娃来到他的办公室“进行配合调查”。祖伊科娃到来后，梅尔库洛夫满面微笑，语气十分温和地问道：“夫人，您和孩子们都没事吧？”
祖伊科娃惊魂未定：“没有…感谢您的关心，我和孩子们都没事…”她浑身在颤抖着，很显然，让她感到害怕的并不是这起枪战事件，而是别的什么。
梅尔库洛夫仍然满面微笑：“夫人，您知道那些匪徒为什么要劫持您和孩子们吗？”
祖伊科娃低下头，身体哆嗦得越来越厉害：“我…我不知道。”
梅尔库洛夫还是语气温和：“夫人，您真的不知道吗？”
祖伊科娃脸色惨白如纸，她翕动着嘴唇，发出一点含糊不清的声音，最后沉默了下去，这是一种既不敢否认也不敢承认的态度。祖伊科娃记得很清楚，在远东战争前，丈夫朱可夫每次回家都忧心忡忡，时不时有人上门找他“谈心”，甚至还有人绕开朱可夫，单独找她“谈心”，暗示她“在大是大非的问题前要坚定立场”“绝不能包庇祖国的叛徒，哪怕这个叛徒就是自己的丈夫”，使得祖伊科娃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恐不安中。好在远东战争爆发了，朱可夫被派去远东前线打仗，所以那些在阴暗中伸向他的“黑手”才暂时放过了他，只不过，朱可夫在远东战争中表现得不算好，使得那些“黑手”隐隐间有再度伸来的趋势。祖伊科娃虽然是朱可夫的妻子，是苏军高级将领的夫人，但她却终日如履薄冰，活得完全没有安全感。对于刚刚发生的事，祖伊科娃完全不清楚，她只记得，那八个人不请自来，口口声声地说“夫人，我们是朱可夫将军派来的，请您带着孩子们跟我们走，莫洛托夫非常危险，你们绝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祖伊科娃一头雾水、惶恐至极。此时，祖伊科娃只是简单地意识到了：丈夫可能“摊上事”了。祖伊科娃当然不会“大义灭亲”，她不会揭发或举报丈夫，实际上她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她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她又无法给丈夫进行辩护，所以完全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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