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华北驻屯军此时已名存实亡，由于驻屯军近乎全军覆没，害怕此噩耗会引起太强烈负面影响的参谋本部刻意地对民众封锁消息，伪称“驻屯军虽遭支那军卑鄙无耻之突袭攻击，但为和平解决此事变而进行最大限度的让步，在给予支那军重大杀伤后主动退出平津、撤至冀北，支那军眼下得寸进尺、继续攻击，驻屯军一边奋力抵抗一边等待帝国军援兵”，因此，参谋本部不敢取消驻屯军的番号，而是宣布以“支那驻屯军”为基础，组建“北支那派遣军”，任命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大将为“北支那派遣军”首任司令官，并从关东军和驻朝鲜军里抽调部队编入这支“北支那派遣军”（华北派遣军/华北方面军）。
由于军政两界高层“同心同德”，因此日本政府办事效率极高。在7月11日晚上，日本政府就七七事变正式发出声明对外表态，该声明混淆是非，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军队身上，继而又装模作样地声称“帝国军为捍卫帝国国格尊严、帝国利益、帝国在华侨民的生命安全，不得不被迫采取合法正当之自卫措施，督促中国政府迷途知返以恢复日华亲善及东亚和平”。
“一个月内，踏平华北！三个月内，扫灭支那！”
日本军界里响起一阵阵狂言叫嚣，沉浸在一种极度狂热的亢奋氛围中。大批中基层军官前往陆军省、参谋本部甚至天皇皇宫前，集体跪拜请愿“参加远征支那的帝国大军”。
“对支那全面开战！”
“膺惩暴戾支那！”
“踏破南京！”
“肥马大刀尚未酬，皇恩空浴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东京各地，一次又一次举行誓师集会的日军中基层官兵在为首者振臂一呼下，应者云集，纷纷高呼开战。
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蒋作宾在发给南京的电报里表达了他的看法：“…中日全面战争已经避无可避，虽然日本高层还举棋不定或故作举棋不定之势，但日本广大军民都极力支持对华开战，日本举国沉浸在一股极度狂热、极度不理智的气氛里，可以说，对华开战完全是日本国内人心所向，倘若日本高层逆流而行，怕是会再次造成‘二二六兵变’之类以下克上事件。”
客观上讲，即便日本军方高层和政府高层“真心热爱和平”，他们也必须要开战，否则，他们就会被大批狂热的且没有脑子的激进分子进行前赴后继的“天诛”刺杀，因为整个日本已经笼罩在极度暴戾的社会性情绪里。
“大规模出兵中国，绝非帝国之所好，大日本帝国素以维护日华亲善、东亚和平为己任，然而，中国国民政府和华北地方军无视帝国之真意诚心，屡屡无故寻衅、挑起事端，陷帝国利益、帝国在华侨民于前所未有之困境险地，且蓄意破坏日华亲善和东亚和平之大局，实乃轻侮大日本帝国。帝国隐忍已达极限，不得不决心采取断然措施。帝国迫于无奈，唯有奋然采取果断措施以收拾华北之混乱局势，膺惩暴戾之中国军队，促使国民政府反省…”当近卫文麿发表这份冠冕堂皇的声明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正觐见着一个人，此人身份非同凡响，他在七千万日本人心里绝非普通人，而是神的后裔，是神留在人间的血脉化身。在日本人心里，此人是至高无上的，是神圣无极的，是唯我独尊的。位于东京市千代田区的皇宫的一间幽暗内厅里，载仁亲王和杉山元大将正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半鞠身躯向正襟危坐在两人对面高座上的一个年龄约三十五岁、戴着眼镜、身材削瘦、气质文弱、五官平和、表情喜怒不形于色的年轻男子行礼。
这个男子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第124代天皇，裕仁。
万事俱备的载仁亲王和杉山元大将此时正进行着最后的步骤，获得天皇的“圣意”。
神色平静得波澜不惊且默不作声地听完载仁亲王和杉山元大将的军情汇报后，裕仁天皇微闭双目，沉吟不语。良久之后，他语气平淡、缓缓地开口道：“既然欲解决‘北支那事变’必须大规模地出动帝国皇军，那么，军方可有把握将事态发展完全掌控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杉山元大将神采焕然地道：“这一点，请陛下大可放心！臣胆敢以项上人头向陛下担保，只要蒙得陛下圣意裁决，帝国陆军有十成把握在一个月内彻底解决‘北支那事变’！”
裕仁天皇不动声色，并且态度不置可否：“倘若事件扩大至支那全国范围呢？”
杉山元大将语气干脆得近乎斩钉截铁：“即便事件扩大至支那全国范围，帝国陆军亦有十足把握在三个月内彻底解决‘支那事变’！”
裕仁天皇转首望向载仁亲王：“如果苏联、美国等国际列强介入此事怎么办？”
载仁亲王回道：“这一点也请陛下大可放心！帝国并非对支那正式宣战，只不过以解决事变为契机而当机立断地出兵，战事不完全尽是战事，帝国政府和支那政府会一边打一边谈，一方面能麻痹欺骗支那政府，一方面也能迷惑扰乱国际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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