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顿时满头大汗，他在心里大喊冤枉：关我屁事！那个施利聆是前任蒋纬国留下的情债，这个蔡文娜是我好心好意救她的，救完后我就送她离开了，我是真心诚意地成人之美，结果她那个初恋男友不要她，所以她才来找我的，我总不能把这么一个大美女拒之门外吧？
“那个施四小姐过阵子可能也会来。”宋美龄满脸的幸灾乐祸，“我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什么？”蒋纬国听得心惊肉跳，“她也来？等等，母亲，您是怎么知道她的？”
宋美龄嘲笑道：“你受伤的事情都上报纸了，她怎么不知道？把她吓得差点儿就流产了，哭着喊着要来洛阳看你，姚夫人好说歹说也没用，只能把这件事告诉我和你父亲了。施利聆现在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了，纬国，你就要做父亲了，但是…”她鄙夷地道，“孩子母亲却是别人老婆。你说你荒唐不荒唐？”她又奚落道，“你父亲知道这件事后，要不是他向来惯着你，加上你这次又受了伤，让他更加不忍心你，否则他早就对你大发雷霆了！算你走运！”
蒋纬国不得不转移话题，一是转移宋美龄的注意力，二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母亲啊，西安事变是怎么解决的？您快跟我说说吧！”蒋纬国迫不及待地问道。
宋美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她看着蒋纬国，轻轻地叹口气：“你父亲之所以能化险为夷，很大程度上就是你挨的这一枪。因为你挨了一枪，张学良总算是良心发现了。”她唏嘘不已。
这个时空里的“西安事变”跟原先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虽然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确实因为蒋纬国的“搅合”而大不一样了。具体发生了哪些“不一样”，需要慢慢地分析，因为“西安事变”的事件本身、发生背景、整体环境都非常复杂，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关系。首先，当时陕省境内的军队共有三支，分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小西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支军队在西北地区号称“三位一体”，组成了“铁三角”。三支军队里，红军约几万人，并且有很大一部分兵力被组建成了西路军，当时正与马家军激战于河西走廊，西北军约五万人，东北军则有二十多万。很显然，在三位一体里，东北军实力最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策划和实施这件事的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共在一开始完全不知情。张杨两人虽然秤不离砣，但因为张学良的实力比杨虎城要强好几倍，所以他的态度是起到最大作用的；其次，张学良此人的性格特点。张学良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二代，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贪图享乐、胸无大志、缺乏才干、没脑子，而他的优点，勉强有两个，第一他不是什么凶恶的人，不会干出残忍的事情，第二他比较重感情、讲义气，但第二个“优点”导致他容易感情用事，做重大选择时经常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因为张学良实力在三位一体里是最强的，所以西安事变没有他的主导，是不可能发生的。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明面上是为了抗日，实际上，他一方面是为了抗日，一方面是希望重圆“东北王”的旧梦，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完全没有认清实际情况，贸然地下令不抵抗（首先，不抵抗命令并不是蒋介石下的；其次，即便蒋介石暗示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自己也该抵抗，这根本就是他的天职），导致东北军无家可归，东北全面沦陷，眼下，他必然会后悔，会悔恨，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决定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他自己也有点傻眼，另外，寄人篱下哪里会有自己称王称霸更逍遥快活？所以他非常急于早日抗日，早日打回东北老家，既能收复国土，也能夺回他自己的根基地盘；还有一方面就是全国各界对他的抨击唾骂，把他骂成“不抵抗将军”，让他长期生活在惶恐、悔恨、焦虑中。就好像一个在无知中闯下弥天大祸的小孩，脑子一热，为了弥补过错，继而会鲁莽行事，最终不但没能弥补过错，还犯下更大过错。除此之外，打着抗日旗号发动事变，也能占领道德制高点，即便张学良以后发现自己犯错了，也会闭口不提自己的私心，口口声声地坚持自己只为抗日。
张学良本人是有“逼蒋抗日”的想法的，同时，杨虎城和中共一直在做着他的思想工作，另外，东北军里的很多将领和官兵也是希望早日打回东北的，并且东北军里有一个组织叫“抗日同志会（简称抗同会）”，这个抗同会是张学良创建的，目的是建立东北军的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的目的，并且该组织在性质上是一个思想政治组织，成员大多数都是东北军里的少壮派青年军官，这些人一个个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思想激进，认为蒋介石是不抗日的卖国贼，认为东北会沦陷、中国会受欺凌都是蒋介石造成的。因为思想激进，所以该组织有股盲目蛮干的势头，使得创建人张学良自己都对其不怎么能控制得住了。作为对比，日本军界里也有很多这种由激进分子组成的组织，“九一八事变”就是这种组织擅自干出的。无论是东北军里的激进组织还是日军里的，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一样的：思想激进、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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