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我的头发为什么这么直吗？”约翰说，他十五年的加拿大生活就像头上悬着一把枪的囚徒，随时随地可能被击毙。他时常回忆起自己在戈壁滩和战友偷吃老乡家的鸡，还有沙漠里倔强生长着的骆驼草，那时候虽然苦，但很快乐。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直率表达方式，一句英文不会，居然全靠眼神和手势，一手拿着烟卷，把同性恋游行队伍中一个最漂亮的白人女子搂过来拍亲密照，那女的的私密部位戴了一只银色圆环，两个乳头也穿了精美的钉子。在约克中心，一个彬彬有礼的白人想要支烟，他毫不留情地说了句：“Keep away！”他开车的时候会不停地朝车窗外吐痰，黏黏的，风一吹，展成一缕长丝，后面的人又按喇叭又伸中指。他走在各种肤色的人群中都无所顾忌，会突然大声咳一下，再“啪”地一口吐到地上。
约翰总说自己英文没学好，就怪他的LINC老师。那个前苏联移民迈克在第一堂课上就对学生们说：“你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度，要改变自己的思维观念。加拿大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先进几十年到几百年，非洲还有吃不上饭的，印度还有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的，中国还有人至今仍住在窑洞里。人类文明在一步步前进。如果你们还沿用几百年前的思维方式与加拿大人交流，就会与这里的文化格格不入。”约翰当时就火了：“Naive！Naive！”他用笨拙的英文大声抗议说：“为什么自来水先进河水就不先进？野人不穿衣服，多伦多游行的人也不穿，哪个先进？喝河水，住窑洞，是中国几千年的民俗，是高原上民族特有的文化。我们为什么要和你们一样？”
乌里布在北京为张国荣打鼓染上了邪气一直没散。他有时候会感觉欧阳清丽是个阴魂，通过网络和他玩了一个人鬼游戏。一个女的冒充信用公司的给他打电话，说可以帮他提高信用级别，要去了他的驾照和社保号，把乌里布的信用卡刷透支了，警察来了也没用，让他以后多了解点儿社会常识，不能随便透露自己的信息。乌里布没钱了，跟个黑人去酒吧打鼓，每天晚上打四个小时，打了几天就回来了，鼓点还是找不准。
小诗走了几周，约翰有一天翻开网络地图，让我帮他翻译去萨德伯雷的路线。接着，他在萨德伯雷过了几个周末。我和乌里布猜，他一定有了新女朋友。还真被我们猜对了。后来，每到周末，约翰都要在凌晨四点起床，去灰狗站把从萨德伯雷过来的艾格尼丝博士接到家，天都亮了，鸟都开始叫了，他们再补上一觉。
艾格尼丝的头发一直垂到半腰，皮肤和约翰一样，像高粱饴糖，一点儿褶皱都没有。艾格尼丝如果不说汉语，说不定有人会以为她是印第安人的后裔。乌里布劝艾格尼丝，不要每次都赶夜车，约翰很辛苦。艾格尼丝笑呵呵地说：“是约翰让我坐的呀，省钱，还能多呆一天。”约翰搂着艾格尼丝说：“胡说，那能省几个钱，我是觉得早上更爽。”说完看着艾格尼丝哈哈笑。乌里布说：“那小风一吹，小鸟一叫……”艾格尼丝就用手打约翰。
我记得有那么几秒钟，客厅里陷入沉默，乌里布低头看手机，艾格尼丝看英文书，约翰翻着一本中文小说，静的呀，院子里的枫叶飘落到地上被风一刮，窸窸窣窣的，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只听“咔哧”一声断响，大家顺着声音望去，约翰拔出了一根很粗的鼻毛，死死盯着看。
“我以为你们都没看见呢。”约翰说。
“就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那声音有多大吗？真恶心人。” 艾格尼丝说。我发现约翰的指甲沟槽里还有没洗掉的油漆，和鼻毛一样黑。他把鼻毛往地上一扔：“妈的，扎得老子鼻子痛。”乌里布忙说：“鼻毛不能拔，拔了还长。药店有鼻毛剪，才七加币一个。”
还有一个月才到圣诞节，社区里就热闹起来。我和乌里布把彩灯挂在房檐下，又把矮松围了一圈，找出去年的圣诞树立在客厅，约翰和艾格尼丝准备好了鱼头羊肉火锅。艾格尼丝想起了早已离她而去的父亲，端起红酒，望着窗外的白雪，还有那棵被雪覆盖着的矮松，念起一首诗，她最喜欢的斯里兰卡诗人迈克尔·翁达杰的《致一个忧伤的女儿》：
If I speak of death / which you fear now，greatly / it is without answers / except that each / one we know is / in our blood / don’t recall graves. / Memory is permanent.
念完这首诗的第二天约翰就死了。艾格尼丝在客厅的落地窗前坐了整整一天，一会儿说“上帝终于开枪了”，一会儿说“命运和我开了个玩笑”，一会儿说“原来真的都是梦”，一会儿说“怎么会这样，他什么都没跟我说过”。艾格尼丝还埋怨那首诗太过忧伤，诗是不能随便念的，念多了就成真了。最受打击的可能还不是艾格尼丝，而是乌里布，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傻愣愣地坐了一天。他感觉那个鬼一直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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