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报道不同的是，陈绍宽回到部里以后，并没有休息，而是立即召集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会议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陈部长又留下了陈季良，两人锁在房间密谈了很久。
解夏在办公室里，等到长官会谈结束后，他这才有机会独自一人面对陈绍宽。
两个人此时都没有睡意，部长说：“我的时差可能还没有完全倒过来，你陪我下去走一走。”
海军大院夜风习习，部长说还是下来好，凉爽。
解秘书此时没有别的心思，就是想当面向部长作检讨，所以说起了水雷的事。
“这事跟你本无关系。”部长说，“海军重造水雷，也没有那么简单。电雷有没有水雷，并不由我们说了算。所以，我们要走大路，规规矩矩给军委会打个报告，提出申请水雷封锁长江的意见。”
解秘书问：“部长是说，只有他答复了，我们才可能另起炉灶？”
陈绍宽无奈地摊开了双手：“海军办事难。曾一鸣给了我一个清单，进口炸药，各种设备，都是要动外汇储备的，这些我们上哪去支？程序得慢慢走，先要报军委会，再要报行政院，最后还得求财政部。”
“但水雷的事，似乎也耽误不起了！”解秘书着急。
部长停下脚步，站在解秘书的面前说：“我自有分寸。明天你提醒我，给造船所和军械处打一个电话，班子先要秘密搭起来。还有，先期研制的费用，得由造船所垫付。”
两人走到一片雪松下，部长看了一下天，感慨地说：“出去一百多天了，没想到局势变成了这样。”
看着自己在月光下的影子，解秘书愣了一会，他问部长：“仗真会在京沪打起来吗？”
部长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树枝，蹲下了身子。借一地月光，他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又在东南侧画了一个小圈：“这是华北、上海。要么从北到南，要么从东到西。”他又画出了纵横两条线，然后站起来，“这要靠上头决定。”
“部长，如果是你？”
陈绍宽说：“我的想法还差最后一把火。”说完轻轻折断了树枝。
火，第二天就送到了。
为中国海军最高长官送来这把火的，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原来，等着陈绍宽回来的，不止是海军部和主持工作的陈季良，还有日本海军的长谷川清中将。
长谷川的鼻子灵，在报纸上登出陈绍宽归国的报道前，他早已从情报部门获知了他的准确行踪。
同样进入他视野的，还有水兵宫崎被中国船民救获的消息，让他大为动火。中国的报纸大加渲染，以那么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宫崎嫖娼、畏罪潜逃的事实，让帝国海军无地自容。同时，也让第三舰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宫崎事件”真相大白前，军令部给长谷川发来密电，让他在形势需要时，向中国海军部和军政部提出解决事变的原则方针。
恰巧，陈绍宽到达上海的当天，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一部长近藤信竹也到达了上海。在“出云号”上和长谷川开始密晤，两人在战局的走势上很快达成了共识。
他们一致认为，随着25日的“廊坊事件”和26日“广安门事件”相继发生，陆军参谋本部石原莞尔力主的“不扩大事态”和“就地解决”的策略，已经宣告完全破产。没有就地解决的可能，近藤第一部长决然地说：“陆军参谋本部已经表示，允许驻华军队司令官行使武力。”
对于下一步海军的行动，近藤信竹传达了军令部的意见，即第二舰队担任华北，第三舰队担任华中、华南沿海的警备。政府准备从8月1日起，决定将长江沿岸的日侨逐次撤向上海，这个任务当由第三舰队负责保护。
长谷川从军令部的最新思路中得到了鼓舞。“对中国人不能让步！”他激愤地说，“我们必须在摧毁他们意志的基础上，才能让他们来乞求和谈。”
上海增兵之前，要保持对中国军队的高压态势，近藤信竹认为，这是当前重要的策略。他传达了大本营的作战意图后，同时向第三舰队建议说：“现在，应该是和中国军方接触的最适宜时机。”
一直在等待的长谷川，为陈绍宽的归国，早已准备了一份礼物，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备忘录。
日本人显然已经急不可待。就在陈绍宽回来后第二天，也是北平陷落之日，一份由日本海军武官从上海起程送达南京的备忘录，又一次刺激着陈绍宽——
一、第三舰队基于帝国对事变不扩大之方针，驻地各部正遵循此精神坚持慎重态度；
二、但华中、华南的排日行动或集结队伍等行动已成为激起重大事件之因素，对此我方颇感遗憾。此时切望采取适当而有效的取缔措施。
1934年起用的日本总领事馆俗称“红楼”
三、今后如上述情况继续发展，由此引起的事端，我第三舰队不得不行使兵力。
就在日本海军武官踏进海军部时，奉命迎接的解夏，想起了五年半之前的相似一幕。
也是受日本的舰队司令委托，也是由海军武官出面，也是以所谓“不扩大事态”为名，对中国海军进行威胁。只不过那是在“一·二八”后的冬季，而眼下是“七七”后的夏天，但传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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