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朝廷律例，举人不是官，并不能直接插手并左右县衙的公务，但是却可以涉足其中，或是为人说情、或是影响县官判断、或是向县官提出诸般建议等等，此例甚多。
秀姑原本不太清楚举人的地位有多高，经由丽娘解说，方了解一二。
似乎有不少地方根本不能按照常理和律例来看，据说有些偏僻之地县官猝死，群龙无首，在当地百姓的拥护下，当地举人便可以代管一段时间，等待朝廷下发任命文书或者派遣新的官员到来。当然，只是听说而已，不能确定是否有此事，毕竟县令之下还有其他官员。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举人的身份很高，尤其是一个县城只有一个举人的情况下，拥护举人的百姓比拥护外来县令的还多，据说后者可以照料自己人云云。
所以，即使举人不能插手衙门事务，县令、县丞等也会在许多事务上尊重举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话，就算是涉及其中了。
“有这种说法？难怪周家处处高人一等。”老张和张硕异口同声，眉头一皱，很快松开，“咱们在城里距离县衙近得很，倒是听说过周举人准备谋个官身，不知道能做什么官，似乎是不打算进京赶考了。”现在不能直接插手，若是做了官，定然就可以了吧？
周家在大青山村的老宅十分狭窄，难以容身，早就搬到城里去住了。
当时，摆酒、唱戏、请客地热闹了好几天，城中人尽皆知，门前人流如潮。
秀姑想了想，不确定地道：“要么是县太爷不想让他触及衙门里的事务，要么就是他现在日子过得舒坦，不想去做这些劳心劳力的事情。”不知为何，她就是觉得是前者，县太爷以爱妾相赠，明显想让周举人沉溺于温柔乡啊。周举人考科举本身就是为了名利，为了出人头地，他好不容易考上了举人，不可能愿意放弃举人可以得到的一些权柄。
她猜得没错，县太爷谭吉就是如此打算，哪怕是部分，他也不想让周举人涉及半分，要是自己断案周举人突然替人求情，不管答应不答应，自己总会很为难，因此，周举人谋官之事一直在拖着，甚至不想让周举人为官。
谭吉乃是户部尚书的小儿子，因他不肯休弃发妻转而迎娶端慧长公主的女儿，堂堂的状元郎险些被扔到西南蛮夷杂居之地，谭家上下为他奔走，几经周折，最后被派到桐城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他初至桐城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三年才复元气，此后哪怕每次评级为优，仍然无法高升，如今已是第四任了。
虽然仕途上遭遇如此变故，但是他没有灰心丧气，他年轻，等得起，别人在三十多岁时还没考中举人，他已经为官十年了。
十年来，他将桐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治理得井井有条，衙门里都是他的人，万事以他马首是瞻，他想安安稳稳做完接下来的两年任期，然后携带上等的考绩和百姓的感激回京，怎能让周举人破坏这份来之不易的平衡？江南富庶之地文采风流，读书者众多，官府行事严谨了不少，然而桐城这样的地方，一县之地只有一位举人，举人的地位高得超乎想象，因为他是本地人，本地人对他拥护更甚，而作为县令的他却是外地人。
而且，周举人出身寒门，目光短浅，是死读书不知变通的人，又有一大家子等着升天的鸡犬，周举人若偏向那些鸡犬之辈，他如今是举人，或是说情、或是插手，城里岂不乱了章法？若是做了官，衙门里头都得乱了。
他原本是江南人士，又出身大家，消息灵通，对于战乱期间江南的情况十分了解，听说去年取中的举人参差不齐，周举人回来后他细心考校过，大失所望，自然不敢重用，一点金银财物外加买回来的美人，立刻试探出了周举人的秉性。
谭吉之父是户部尚书，掌管朝廷的钱粮税收等物，他对这方面十分敏锐，周举人帮人避免重税，大到城中富贾，小到村中贫户，挂在名下的地亩已逾百畦，府城、县城之店铺已有数十间，粗粗一算，县衙明年所收之税立减不少，一亩七分税银，减税四分二，百畦一季便是减了二百一十两的税，一年两季为四百二十两。
桐城拥有田地共计十五万亩上下，七万亩左右分别在王家、李家的名下，前四后三，不仅如此，他们家还有大部分的田庄都在江南一带肥沃之地，逾越千顷。剩下八万亩中有四万多亩在桐城其他大户人家的名下，剩下十万多户百姓手里只有不到四万亩的地。这么算来，周举人名下地亩已逾四万地亩的一成多，相当于大青山村一个村的地。
李家和其他富户的地税都是一亩地七分银，只有王家是士族，交一亩地二分一厘银的税。按照十五万亩来算，一季地税应收八千五百余两，四百二十两已占据其中半成。这还是因为时间较短，若是再过几个月，十一万亩中更多的地挂到周举人名下，桐城税收岂不是要减少更多？一成？二成？三成？
前朝士族地亩一概免除赋税，然而挂在名下的免税地亩店铺自有其规定的数目。太、祖皇帝立国后，士族同样交税，地税乃是三十税一，铺税乃是二十税一，因七成地亩都在士族手中，所得税银顿涨几倍，但是，当时士族都为自己谋利，各人名下的地亩铺面的数目便没了限制，而新帝登基后在这方面的新律例尚未颁布，颇有些混乱之象，难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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