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良卿吓得不敢再多说。
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道：“舅父也不必着急，不如顺其自然吧，反正陛下已经准了韦宝的提议，现在木已成舟。韦宝的提议也不是万无一失的，他一面开始开放通商口岸搞海贸，一面向各地摊派赋税分散各地的注意力。这一点，对沿海以外的州府有效，沿海省份的大户们一定不会答应的，他们受到的影响最大，而且是双重影响，一定会闹起来。舅父想想大明有多少沿海省份，有多少州府，多少大户，咱们若是稍微煽风点火，一定闹出大乱子。到时候，陛下就知道，大明的朝局，离开了舅父，一点都玩不转。”
魏忠贤闻言，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对外甥赞许的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的确不必太着急，这事不容易办！”
韦宝的银子早就准备好了，交钱不是问题。
按道理，这是皇帝亲自定下来的事情，又是他自己提议的事情，但韦宝心里其实是没底的。
交钱很容易，关键是钱交出去，能不能起到好的效果。
韦宝一方面被推行海贸的事情牵扯了大部分精力，一方面又想见一见聪古伦格格，对聪古伦格格比较担心，遂吩咐林文彪想办法把聪古伦弄进京城。
韦宝已经贵为爵爷，一举一动受到关注，把聪古伦弄到京城来，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韦宝相信天地会统计署能办好。
韦宝在皇帝亲自发了圣旨，让各地摊派军饷的当日，交了六百万两纹银给内帑。
这件事情，韦宝交六百万两纹银的事情，再次引爆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
晚明党争之烈和宋末新旧党争是不相伯仲的，所谓“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多，民害愈深，封疆愈危”。
历史悲剧，再度轮回。颇堪玩味的是，晚明党争的主场，并非在“朝”，而在“野”。
也就是说，明代党争的一大特征，在于政争各方，利用民间舆论或主导群众运动，开始占据从言论到行动上的主动态。
从万历朝开始，大量职官空缺，三代皇帝的的“罢工”导致政府高度“不作为”。
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例，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缺知府25名。
这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按照正常编制，两京六部应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缺官”的朝廷，万马齐喑，而意见领袖，潜伏民间。
这主要源于，晚明士人阶层的崛起，历史性地开创了“草野议政”的政党雏形。
而市民阶层的兴起，为士人阶层参政议政提供了助力，也直接开启了晚明昙花一现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这两股力量的滋生、纠缠和结合，是晚明除了流民、建夷、阉党之外，一处需要被高亮的标签。
解释这个判断之前，必须先厘清三个概念：官绅、士人和市民。
“士人”与“官绅”是明代读书人的两面。
一般而言，绅是指现任或离职的官僚，士则是举人、监生、生员等拥有科举功名而有待入仕者。
而“市民”的出现，则相对复杂一些。
朱元璋的祖制限制了明朝的变革明朝建立，来源于一个无所依傍的独立武装力量，从未凭借于任何一个阶层或集团。
朱元璋作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拥有至高无上和毋庸置疑的权力和权威。
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想，为子孙后代创制一套迥异前人的自家特色制度，为此杀再多的人、作再多的恶也不在话下。
明朝制度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之一大转捩点，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制度上很是搞了一番革新升级。
所以说朱元璋在政治上，的确是历史上非常厉害的帝王。
在韦宝看来，能够排入前三。
明制的独特之处有废除丞相制度，大幅调整官制，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均空前加剧。
创设严格的社会管制，建立仿古卫所制，对江南课以重税，限制海上贸易，使明初社会呈现一派“古朴”面貌。
于思想文化领域增强控制，以刑杀法律立国，右武轻文，使肃杀、恐怖气氛弥漫明初。
无可否认的，这三大独特之处颇能囊括明初洪武创制的精要，其余枝末之处也无妨是说由它们派生而来。
明初发生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革。
朱元璋政权所继承的蒙古“草原民族”政权性格，并指出明制中的许多鲜明特质，如臣僚奴化、皇权独尊、皇族分封和隐微之处，宫妃殉葬、谥法粗疏，均由金元而来。
明制部分来源于秦汉唐宋以降的汉族政治传统。
不应当明初专制强化完全归咎于蒙元，明初君权的扩张仍是继承沿袭了唐宋以降君权上升的汉族政治传统。
明朝人出于政治宣传，始终不遗余力地强调自身与汉唐宋的继承关系，否认与蒙元的关联。
朱元璋自称“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之以宋朝之典”。
这也一直成为明朝官方的宣传口径。
从种族和军事扩张角度出发，论证明初朱元璋向汉族政治传统的收缩和“回归”，或者“江南本位”。
朱元璋自我作古，独创了一套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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