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三年前的办案质量不如现在这么精致，但仅就这起案件来说，还真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所以虽然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辩论，但在后期基本是办案单位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信访人的律师最后指出，法医鉴定照片中，受害人明明是左侧颅骨骨折，鉴定书里却写成了右侧颅骨骨折。因为调查显示行为人殴打的是受害人的右侧头部，如果真的是左侧颅骨骨折，那么这个案子就存在蹊跷了。
我看了听证会现场展示的照片，受害人确实是右侧颅骨骨折。但为什么律师一定要声称从照片上看是左侧颅骨骨折呢？道理很简单。法医是在锯下受害人颅盖骨后，仅仅对颅盖骨进行拍摄。如果不是专业人员，不会运用骨缝的生理结构来判断前后的话，还真看不出这个椭圆形的颅盖骨哪边是前面额部，哪边是后面枕部。不能确定前后，就不能判断左右。
十三年前还是胶卷拍摄，所以在仅有的几张照片中，并没有发现可以让人一目了然确定左右的照片。好在受害人所住的村庄当年还是土葬区，所以尸体没有火化，而是掩埋。既然法医不能说服律师，听证会最终的结论就是：由省厅法医会同市局法医组织开棺验尸，明确死者头部损伤位置。如果原鉴定无误，则停访息诉；如果原鉴定有误，本案推翻原结论，重新侦查。
虽然作为法医的我们，心里很确定原结论无误，但也没有办法，必须要遵照市政府制订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开展开棺验尸工作。
在火化基本普及的今天，开棺验尸倒是并不常见。但是在一些仍然施行土葬的区域，也偶尔会遇见。我工作十几年来，也曾经碰见一次开棺验尸工作，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去我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城复核一个信访事项。尸体是在数月之前埋葬的，需要开棺验尸。
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开棺后不能将尸体随意拖移，所以只能在原地进行解剖检验。棺材埋在当事人家田地的中央，而开棺验尸的时间又将近黄昏。为了能够保证光线的充足，办案单位拉了数百米长的电线，在坟头附近支起了一个临时的矿灯。
那个时候，有些财政状况较差的县的法医装备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嫌一次性解剖服较贵（那个时候其实也就六元每套），局里并没有专门的经费为法医工作提供保障。所以法医每次解剖，都穿着那脏兮兮的白大褂。待解剖完毕，法医会把白大褂带回去，自己戴着手套去清洗，清洗完后下次接着使用。
那次开棺验尸，我拿到白大褂时，非常诧异。二十一世纪了，法医还穿着白大褂去解剖尸体，基本和现在还有人使用传呼机一样稀奇。稀奇的同时，心里也充满了硌硬。毕竟是反复使用的衣服，陈旧的血迹还赫然在目。
不过，总比没的穿好。于是我和林涛满心郁闷地穿上了白大褂等待民警用铁钎撬开棺材盖。
就在棺材盖被掀开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民警纷纷后退。
我和林涛站在数米之外，也立即闻见了一股刺鼻的腐臭味。不过常年和“巨人观”“尸蜡化”打交道的我们，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不过就是一阵腐臭味，算个啥嘛。于是我和林涛一脸鄙夷地戴好手套，走近棺材。
那第一眼，我终生难忘。
棺材里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尸体，而是满满的一层蛆虫。黄白色的蛆虫朝着各个不同的方向蠕动，恍惚间仿佛成了棺材里的一片液平面。
有轻微密集恐惧症的林涛差点晕过去，还是我一把把他扶住。然后他打开我的手，高声叫道：“别……别碰我。”
不碰林涛可以，但是不碰尸体肯定不行。
如果有全套式的解剖服，倒是也不怕，毕竟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和外界完全隔离。可是仅仅是一件白大褂、一双破胶鞋，想把尸体从蛆虫堆里弄出来非常不易。
不过，再不易也没辙，我和当地的法医只能闭着眼、咬着牙，一只脚踏进棺材，然后弯腰在蛆虫堆里找尸体。
我知道，那一脚，踩碎了无数蛆虫，因为我能感觉到噼里啪啦的碎裂声从脚底传上来。尸体还没有白骨化，所以也不至于支离破碎。在我和当地法医同时拉住尸体的上下肢衣物的时候，我们合力把尸体从棺材里拽了出来。
同时，拽出来的还有成百上千的蛆虫，撒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开棺验尸有着强烈的记忆。因为正常解剖工作，我都在担心会不会有地面上的蛆虫沿着我的胶鞋鞋筒爬进我的胶鞋里。然后就是回忆着刚才拽尸体的那一下，会不会把蛆虫带到了我的衣领里。由于心理作用，我甚至感觉浑身不自在，脚背上有的时候似乎还有一些痒痒的感觉。
林涛比我好得多，毕竟拽尸体的时候他已经跑出了几丈远。不过，他不能闲着，所以每次靠近尸体进行拍照的时候，也难免会踩死几只蛆虫。
没穿胶鞋的林涛，回到县城就去商店买了双皮鞋，把他的那双给扔了。而我，在解剖完尸体后，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身体，庆幸的是并没有蛆虫黏附。不过，毕竟是穿着白大褂解剖尸体的，所以回到宾馆后，洗澡就洗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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