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北方正值寒冬，朱高炽瞅准时机，命人向城墙浇水，一夜过后，城墙便变成了冰墙。南军久攻不下北平城，本就士气不振，现在面对这一堵冰城墙，更是没了攻城的信心。
城破在即，燕王率大军及时来援，这才挽回局势。
虽然李景隆犹疑不决，屡屡失去攻城良机，但是城内只有一万守军，随着南军的持续攻城，守城人数不断减少，甚至燕王府中家丁妇孺都上城应战。
形势一度十分危急，在南军的猛攻下丽正门、顺城门、彰义门都险些被攻破，燕军拼死抵抗，艰难守住城门。此时如果朱棣还不能率援军来救，北平城恐怕就守不住了。好在朱棣成功从宁王处“借到”八万兵马，率领十几万军队出现在北平城下。
李景隆本就不具备帅才，只是承袭父荫明朝开国大将李文忠的公爵，才让他领兵。反观朱棣，多次深入大漠，对北元作战，实战经验丰富。李景隆也深知自己领兵才能不及朱棣，将心不稳，兵士便成一盘散沙。燕军得新胜，兵强马壮，再加上守住了北平，士气如虹。
因李景隆和朱棣是旧识，年轻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建文帝虽任用李景隆为大将，但是心中仍存疑虑，不敢过分放权，经常下诏远程指挥战斗。战机往往稍纵即逝，将在外还要受君命限制，用兵显然就跟不上战场节奏的变化。
燕王及时“借兵”回援，也是个好主意。
两军决战，燕军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朱棣带头冲锋，燕军个个以一当十，杀的南军节节败退。混战中，李景隆中箭负伤，引残部败退。最终，燕军不可思议的获得了北平守卫战的胜利。
这一战是朱棣孤注一掷的一战，是他起兵路上最险的一战，在军事史上也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自从北平守卫战后，南北两军的主动性就发生了转变，北军由防御转换为向南进攻，南军则转入了防御阶段。
在建文帝这边，同样是削藩，相比汉武帝的“推恩令”，兵不血刃就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而建文帝选择的是直接对藩王下手，不是杀就是贬，逼得藩王无路可走，只能起兵反叛。
一南一北两位君王，在临大事做关键决策的时候，所选择的不同路线，可能冥冥之中就决定了最后的结局。
在这场持续三年之久的战争中，建文朝廷虽然屡战屡败，但依靠雄厚的人力物力，大部分时间内依然将燕王所控制的区域死死压缩在北平一地。最终朱棣不堪长期的战争消耗，决心孤注一掷直捣京师南京。这次千里南下的“斩首行动”固然可视作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但因此也有很多人认为朱棣的胜利完全是一场意外。
对于朱允炆的失败原因，有认为他削藩顺序不合理的，有认为他身边文臣瞎指挥的，有认为他本人过于仁慈的，更有认为朝廷之中内奸太多的。但是依笔者看来，靖难战争是以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文官集团，和宗室亲王、勋贵武臣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明初兵权掌握在宗室和勋贵手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建文朝堂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
如果把建文朝廷上的势力做个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藩王势力，以燕王朱棣、周王朱橚、楚王朱桢等太祖诸子为代表。
其二是武勋势力，以曹国公李景隆、魏国公徐辉祖、长兴侯耿炳文以及云南沐家等为代表。
其三是文官势力，以朱允炆的皇太孙东宫班底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为代表。
经过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李善长案，和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蓝玉案的清洗，明初的开国武勋集团已经所剩无几。其空缺出来的兵权，基本都被分封各地的太祖系亲王瓜分完毕。
明初的外部环境并不安定，直到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捕鱼儿海之战过后，北元王庭对于明代的威胁才算基本解除。此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明军南征北战，十分的忙碌，整个朝廷也是以军事为先，文官们地位并不高。朱允炆被册封为皇太孙之后，朱元璋有意识地提高文官们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也是为了皇位顺利交接做准备。
在皇太孙的东宫班底之中，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黄子澄是江西分宜人，齐泰是直隶溧水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根据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明代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直隶、浙江和江西三地的人口总数约两千七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换句话说，南方诸省是大明王朝的基本盘，三地的地主阶级更是遭老朱薅羊毛的主力。而且南方地主认为自己贡献大那么大，政治地位却不能相匹配，比如朱元璋那句着名的“苏松江浙人勿得任户部”。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代表江南大地主阶层利益的文官集团迅速掌握了朝廷权力。出于自身的阶级诉求，他们迫不及待地对太祖成法进行改革，将损害他们利益的制度全部废除：
甲子，均江、浙田赋，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明史卷四·本纪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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