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很巧妙,既没有说肯定会承认那些不平等条约。比如压在中国头上的庚子赔款,也没有说肯定要撕毁旧约。一唯公意是从,很巧妙的答复。
外国记者们基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尽管自秋瑾以下,许多中国媒体的记者有些不满意。记者们认为记者会虽然只有八十分钟,但信息量极大。记者们普遍认为,这位突然占据媒体头条的龙谦将军允文允武,表现出极为卓越的军事政治乃至外交素质。蒙山军有这样的统帅。是大清帝国的大不幸。
招待会高调亮相后,龙谦任命王明远兼任广州警备司令,一面稳定后方,理顺后勤补给通道。一面抓紧整补他的第三师,确保北伐大军后方无虞。
8月3日,完成整编集结完毕的封国柱第一师已跨出韶关,其前锋阎树林第一旅正式进入湖南,正式拉开了北伐的大幕。憋了一股劲的第一旅像脱缰的野马开始奔腾咆哮。8月4日占领宜章,8月6日攻克郴州,第一旅每日前进路程在50公里以上。
因封国柱第一师进展神速,龙谦旋即带领总参机关移驻韶关,建立前进指挥所,就近指挥北伐战事。
关内外各派势力密切关注地中国急剧变化的局势,8月10日,德州战役正式爆发,而这一天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同盟会会议上,同盟会内部的几派发生了严重冲突。
国内大变突生,令因武装起义的连续失败而倍感沮丧的同盟会领袖人物精神一震,意识到同盟会的机会来了。
但机会在哪儿,同盟会的首脑们却发生了严重分歧。需要说明的是,逃脱了蒙山军追捕的黄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日本。但由于极度的疲倦而病倒了,未参加8月10日的会议。
本来准备再次到美国为同盟会募集资金的孙文因国内巨变而取消了行程,8月10日的会议当然由总理孙文主持。
会议一致认为龙谦起兵反清给革命大业带来了机遇,应当抓紧在国内进行布局,但是,在行动方向上,同盟会出现了三种声音。
前文已经讲过,同盟会实际是三派反清势力的组合,孙文的兴中会,主要是广东派。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主要是湖南派。还有就是章炳麟、陶成章的光复会(秋瑾属于这一派),主要是江浙派。迫于清廷的压力,三派联合而成同盟会,实际上内部一直没有彻底得到整合。
自1906年湘赣边界会党起义之后,同盟会组织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在龙谦部主力南移后无一不以惨败告终,损失惨重。这导致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派的力量极大削弱和由之而来的内讧。
首先是以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与同盟会分裂。本来,光复会的第一领袖是章炳麟,其人于1906年6月在上海出狱,到了日本,受到同盟会会员与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改由章炳麟主编。当时,在同盟会内,除掉孙中山,黄兴,章炳麟也是有声望的领导人,尤其是章,因为其学识渊博,在知识界享有极高的威望。但章炳麟因不满孙文日显霸道的作风,章炳麟于1907年离开了同盟会回国了,一面研究他的学问,一面撰写一些时评文章。章走后,浙江人陶成章成为了光复会这一派的首领。孙文长期在外面飘泊,1907年底对孙文不满的陶成章在东京鼓动了一些同盟会员,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推举黄兴继任。但与黄兴走的很近的主持同盟会日常事务的刘揆一却不赞成这一做法。所以陶成章的提议并未实现,但裂痕已经产生。1908年陶成章与光复会的一些人到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各地活动,重新整顿和恢复光复会的组织,明确表示反对同盟会的领导。这种情况下,陶与孙是不能再合作下去了。
其次就是长江流域各省的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致力于在华南发动起义不满。1907年秋。他们在日本组织了“共进会”,虽不算是脱离同盟会,但事实上已是与同盟会并行的组织,他将同盟会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四句话中的平均地权改为了平均人权这样不伦不类的口号。再次印证了龙谦所言的平均地权口号的不合时宜。而其组织形式依然延续了会党的“开香堂、结盟入伙”的办法,也证明了其落后性。
孙文为首的广东派认为。随着龙谦北伐主力进入湖南,两广将再次出现真空。有利于同盟会在两广的活动,主张继续以两广为目标进行“革命”。胡汉民、汪兆铭是这一主张的支持者,但孙文的主张立即遭到了陶成章、谭人凤及宋教仁的反对。特别是宋教仁。毫不客气地指出,由于龙谦军事集团断然与满清决裂,而且打出了建立“共和民主之新中国”,完全值得我们与之合作。现在大家又站到一条战线了,反清成为了共同的目标,怎么能去龙谦的大后方搞起义呢?这不是帮满清鞑子吗?这样做让全国百姓如何看待同盟会?
宋教仁的责难得到了谭人凤的支持。谭人凤认为龙谦部前锋已出韶关,兵锋直指衡阳。可见他是以武昌为战略目标的。我们要抢在他之前在武昌动手,这两年我们一批同志成功打入了第八镇新军部队,在武昌也建立了文学社等组织,具备举事的基础。而满清鞑子的注意力已经被龙谦所吸引,这就给我们举事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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